醞釀已久的陰謀
1999年7月20日，在這個看起來跟平常沒甚麼兩樣的日子裡，當人們睡夢正酣，一場醞釀已久的陰謀終於可怕地開始。
凌晨四點多鐘，床頭的電話鈴刺耳噪響，將我從夢中驚醒。是上次與我一起去中南海的那位功友打來的。他說，又有重大事情發生了，他要再去府右街信訪辦，問我去不去。
在這種時間打電話，事情一定非同小可。但那天是星期二，還得上班，怎麼辦？我猶豫了幾秒鐘想出一個兩全之計，先去信訪辦看看，反正時間還早，九點才上班，到時候再從府右街直接去單位。
先生也被電話鈴聲驚醒，我告訴他我的決定，隨口問他：你去不去？
那時我們已經有了私家車，上下班一般都是先生開車接送我，他出差時我就自己開車。
「4.25」他曾強烈反對我去中南海。「六四」以後，很多中國人在震驚、悲痛之餘，心真正地涼了。慢慢地，有些人開始麻木，開始接受，開始默認強權；另一些則變得越來越「現實」，只要有錢賺，甚至只要還能有口氣喘，還能活得下去就行，其他的都是奢侈品；更有些人還認同，不管你的錢是坑矇拐騙怎麼來的，只要你分給我一杓羹就行。茶館裡雖沒張貼「莫談國事」的條子，但這四個字早已成為許多人思考問題的基礎背景。以先生對政府的瞭解，他擔憂的是去中南海的後果。
直到「4.25」我回家後，我們倆還爭論了整整三天，最終誰也說服不了誰，只好作罷。
但是這次不知為甚麼，先生居然很快就答道：「去」。我想他一面確實關心與法輪功有關的事，一面也想跟著我，免得我「胡鬧」。
我們很快來到府右街，因為才六點來鐘，時間還太早，我們照例先到小胡同。小胡同裡來來往往有些人，一看就知也是法輪功學員。我們互相打聽情況，但誰也說不清楚，只說公安部已在十八個省市同時行動，抓了很多輔導員，抄了他們的家，很可能要全面鎮壓。
這個消息讓我非常吃驚，也讓我慶幸自己來對了。我想，今天如果來的人多，可能還有挽回餘地，因為反應的人越多，政府越應該重視，可能就不會輕舉妄動。
碰到的那些人一會兒就不知去向，我和先生在小胡同來回蹓達，想跟「4.25」那天一樣，等信訪局上班再到大街去。
蹓達沒多久，看到小胡同停著一輛小麵包車，車裡有好幾個警察，看樣子像是一直睡在裡面。一個年齡較大、看來級別很高的警察從胡同外走到我們跟前問：「是大法弟子嗎？」
我聽到「大法弟子」四個字，第一反應就是：難道他也是修煉人？因為一般人都會稱我們「煉法輪功的」，不會稱我們為「大法弟子」。
腦子正轉著，還沒來得及說話，先生就乾脆利落替我答道：「是。」
他的話音剛落，小麵包車跳下一個年輕警察說：「我去送他們吧。」說完就讓我們上車。我問他帶我們去哪裏，他說到地方就知道了，並說他們在車裡蹲了一宿，就為今天早上「執行任務」。我想他可能是要將我們帶離府右街。
麵包車在府右街開得飛快，我看見街兩邊密密麻麻全是警察和警車，一副戒備森嚴殺氣騰騰的樣子。幾分鐘後我們被帶到一輛大公共汽車旁，剛下麵包車，就有一男一女兩個警察走過來說：「把包打開！」我不明白他們要幹甚麼，下意識把包打開了。女警察二話不說，一把抓過我的包一陣亂翻，將包裡的《轉法輪》和《法輪佛法——在瑞士法會上講法》兩本書掏出來遞給她身邊的男警，然後命令我們「上車！」
一切來得太突然，我像呆掉似的機械地上了車。
公共汽車上已有好多人，有人平靜，有人情緒有些波動，但沒有人說話，也沒有人知道接下來要發生的事。我的大腦好像停止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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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年7月22日,中共警察在街頭抓人(明慧網資料) |
街上不斷有三三兩兩的人過來，過來幾個抓幾個，沒多久，公共汽車就塞滿了。我看見我們點上的輔導員剛走到車旁就被抓了，但卻沒塞進我們這輛車。府右街上不知停了多少輛公共汽車。
我們的車塞滿後就發動，沿著長安街往西開。車上警察一言不發，被抓的人也都默默的。
七點鐘左右，公共汽車開到北京西郊的石景山體育館。除了我們這輛公共汽車，還有好些別的車，有的車跟我們的車一樣，裝滿了被抓的人，有的是警車。執勤的警察忙著指揮這些車開進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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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景山體育館外景。99年7月20日，作者及數千法輪功學員被關押於此處。（網絡圖片） |
洪吟響徹體育館
我們的車停下後，警察就讓我們下來排成一行。體育館外臨時放了好些桌子，桌子後面坐著有的是警察，有的穿著便衣，看樣子不是警察，不知是從哪裏調來幫忙的。每隔幾米就站著一個警察，監視我們一個一個登記姓名、工作單位、家庭住址等。
登記完，警察將我們帶進體育館。好傢伙！體育館裡面那麼大！階梯式的看臺起碼能容納上萬人。
我們進去時，看臺的一半都快坐滿了，有三、四千人吧。這幾千人正在齊聲背誦著李洪志先生的詩集《洪吟》。各樣的音色還夾雜著兩個稚嫩的童音。這可愛的童音在體育館的大廳裡迴盪著，特別響亮和悅耳：
「心懷真善忍，
修己利與民。
大法不離身，
他年定超人。」
我的眼淚突然順著臉頰滑下來，彷彿生命中有個最深的地方被觸動了。那天北京悶熱異常，體育館裡密不透風，他們也不敢開窗。我流著淚找了一個最高的位子坐下，還是忍不住低泣。
先生一個勁兒勸我：「你別激動，你別激動。」他以為我是為這麼多人被抓而激動、委屈。我說不出話來，我知道我不是為這個，但我不知道是為甚麼，也許是我更深層的生命預先感知，接下來所有的法輪功學員將要經受的驚心動魄的一切，和他們將要表現的非凡勇氣和壯舉。
進來的人越來越多，將半個體育館都坐滿了。警察熱得汗流浹背，把守著看臺出口。那天北京各大體育館都裝滿了被抓的人。我們點上的輔導員和其他萬餘名學員被關在豐台體育館。輔導員的右肩關節被警察扯得脫臼，她就那樣抱著脫臼的胳膊在體育館待了一整天，多少次疼得要暈死過去。也多虧北京有那麼多萬人規模的大型體育館，才解決了將那麼多人關在哪裏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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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景山體育館內景。99年7月20日，作者及數千法輪功學員被關押於此處。（網絡圖片） |
我哭了很久才平靜，想起是不是已經過了上班時間。
好在先生有手機，我用他的手機給單位領導打了電話，簡單說明被關在體育館出不去的情況。周圍一些功友也來借手機，有的向單位請假，有的跟家人聯繫交代後事，有的試圖聯絡別的功友，傳遞或打聽消息。警察只有幾個，忙著在下面把守看臺出口，顧不得干涉我們。
電話打了一會兒，先生急忙趁沒人借時關機，說是省電，以備緊急情況再用──誰知道情況會怎樣演變？
慢慢地，大家的心態不能像「4.25」那天那麼平靜了，難道就這麼被關著嗎？他們到底要將我們怎樣？外面還發生甚麼事?一共抓了多少人？全國其他城市又怎樣？有個女孩提議大家一起站起來質問看守的警察，憑甚麼把我們抓到這裡?有很多人站起來剛想質問，警察急得聲音都變調，厲聲吼道：「坐下！這麼多人，踩死兩個怎麼辦？」
是呀，我們有好幾千人，他們只有幾個人，真要「暴動」起來，踩死人的可能性絕不是沒有，他們能不急嗎？
坐著的學員有人喊道：「守住心性！守住心性！」
這四個字比警察的吼叫有效得多，站起來的人就都坐下了，警察才鬆了口氣，靠著欄杆一把一把地抹汗。
從進到體育館開始，我的汗流個沒完，衣服全都沾在身上，非常不舒服。空氣濕得像要流水，好幾千人密密麻麻坐在門窗緊閉的體育館裡，極度的悶熱讓人喘不過氣來。
在這種悶熱難耐的情形下，所有的人都在盡力克制著，使自己不產生焦燥情緒。不知是誰打開隨身攜帶的小錄音機，放出法輪功的音樂《普度》和《濟世》。
平和中正、神聖莊嚴、略帶一絲悲愴的音樂，迴盪在體育館的大廳，帶給人佛國世界般的殊勝和莊嚴。我們跟著這旋律輕吟，好像昇華、融進另一個不為人知的天地……
不知是誰又帶頭背起《洪吟》中的詩句：
「乾坤茫茫，
一輪金光。
覺者下世，
天地同向。
宇宙朗朗，
同化法光。
圓滿飛昇，
同回天堂。」
幾千個聲音很快加了進去，帶著一種說不出的莊嚴，在體育館大廳轟響著。看守的警察像被定了格似地從看臺下仰望我們。他們被震撼著，卻不明白為甚麼。
下午五點左右，過道突然響起密集的腳步聲──幾十個警察一路小跑衝進體育館，一兩分鐘內佔據所有信道，一齊立定、轉身，直挺挺地站在原地一動不動，體育館突然充滿了殺氣。
片刻後，一個幹部模樣的人走到信道口，手裡拿著喇叭對著我們喊話，現在外面各個區政府都派了車來接人，如果我們立即跟各自所在區的車回去，政府還拿我們當人民看，以後不要再上街了，否則後果自負！
喊完話他轉身就走，挺站著的警察動了起來，開始清場。我們當中有人說，不能走，平白無故關我們一天，搶走我們的書，難道就這麼算了嗎？至少應該讓他們還書。有的人就把手挽在一起，拒絕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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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年7月22日,中共警察在街頭抓人(明慧網資料) |
警察也沒有多餘的話，遇到拒絕離開的就四個抬一個，抬起來就往下面扔。有一位頭髮全白的老太太被扔到地上時面孔朝下，站起來鼻血長淌。人群中有人喊：「不許打人！」但更多的人沒有出聲。
因為我和先生所在的位置最高，所以幾乎最後才清到我們這裡。這時警察累得快要堅持不住，衣服早已濕透，緊緊地貼在身上。
我本來挽著身旁功友的胳膊不想離開，但看見警察累成那樣，又起了惻隱之心，不忍再讓他在我身上費勁，於是就鬆開胳膊自行走下去，先生跟在我身後。
天悶了一天，這時開始雷鳴閃電，雨終於下了起來。體育館外人山人海一片混亂，警察、各區來接人的政府工作人員和被抓的人混雜一起，大雨中分不清誰是誰。我和先生在人群中奮力前行，終於找到掛著「崇文區」標牌的大客車，自行擠了上去。
大客車裝滿人就啟動，拉著我們開到區政府門口，天已黑透。我們下了車，以為事情到此結束，正準備走開，突然聽見：「站著別動！有車來接！」
接著有人過來挨個問我們是屬於哪個派出所的，一一登記。
等了一會，一輛小麵包車急急開了過來，車上跳下一個警察，說是崇文區永定門外派出所的，讓戶口屬於這個派出所的人上車，跟他走。
我和先生同其他五六個人一起上了車，被拉到派出所，我們被分開，單獨作筆錄，登記姓名、住址、電話號碼、甚麼時候開始煉功、誰介紹你煉功等。我覺得這些沒甚麼不能說的，修煉嘛，堂堂正正，都告訴他們又怕甚麼？沒遮沒掩回答了所有的問題。
登記完，他們將我和先生關到同一間屋，好幾個警察看著我們。其中一個說，你們就這麼鬧吧，過兩天中央的文件一公佈，你們就老實了！哼！「4.25」那天那麼多人去中南海！非法聚集！懂不懂？等著瞧吧！
先生開口道：「請問作為一個公民，到信訪局上訪犯法嗎？」
「一個人去當然不犯法。」
「一個人去不犯法，憑甚麼一萬個人一起去就犯法了呢？」
警察答不上來。我在心裏暗暗喝采。沒想到先生在我面前反對我們去中南海，在警察面前卻這麼說。是呀，一件事如果是錯的，一個人做是錯的，一萬個人做也是錯的；相反，一件事如果是對的，一個人做是對的，一萬個人做自然還是對的。為甚麼我的腦筋就沒這麼轉過呢？
不知過了多久，等所有人都登記完，我們終於被放了出來。街上涼風吹在身上，才想起一天沒吃沒喝，突然覺得又渴又餓又累。
我們不敢回家做飯吃，因為先生的父母跟我們同住，我們不想向他們解釋為甚麼到現在還沒吃飯，只好隨便找個小飯館，胡亂吃碗麵條，儘量帶著若無其事的表情走回家去。
天安門六四重演
第二天，也就是7月21日早晨，我照常到月壇公園煉功。那時我剛找到這個煉功點，跟點上的人還不熟悉。我發現煉功的人比平時少了些，隱隱聽到有人在商量煉完功要去信訪辦。我雖然也想再跟他們一起去，但想到還要上班，只好作罷。那天北京的各大體育館仍然人滿為患，抓人、關人的模式跟頭一天差不多。
7月22日星期四，一早我仍去煉功點。煉到一半，過來兩個公園管理處的人，讓我們把天天都掛著的「法輪大法」旗幟摘了。我們問為甚麼，他們冷冷地說是上面的命令。輔導員猶豫一下就服從了，我們第一次在沒有旗幟的煉功點默默煉功。
下午我開車到離單位很遠的一個證券營業部辦事。辦完大約三點左右。我上了車起步，習慣性打開車上錄音機，聽老師的演講磁帶，無意間按錯鍵，把收音機給打開了。
天哪！我聽到甚麼！平時只播放音樂節目的電台傳出一個刺耳的男聲，高聲念著甚麼批判稿，那語氣、那腔調、那架勢讓我以為自己的神經出了毛病：難道「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又開始了？！
恍惚間，我好像回到十年前。1989年6月4日的早上，我還在北大上研究生，一起床我到北大三角地的學生廣播站，想聽聽關於那場民主運動的最新消息，聽說頭天下午局面有些亂，離天安門很近的西單附近警察與示威群眾發生衝突。
剛走到三角地，就聽到廣播裡一名男子泣不成聲斷斷續續地說：「我、在醫院裡、看到一百、多具、屍體……」說到這裡，他就哽咽著說不下去了。我的腦子「嗡」地一下，費力地想：「屍體」？甚麼叫「屍體」？這個詞怎麼這麼熟？我怎麼想不起來？好長時間我都沒有反應過來「屍體」是甚麼意思，因我完全沒有想到政府真的會下令開槍！
這時的感覺也一樣。我跟傻了似的呆呆聽著，那個刺耳的男聲將《人民日報》社論《李洪志其人其事》、公安部六禁止通告和民政部取締「法輪大法研究會」公告一個一個念過去，一個比一個更離奇的謠言，一個比一個更惡毒的構陷，一個比一個更氣勢洶洶的「不准」，像十年前的「屍體」一詞，讓我失去思維能力。尤其是《李洪志其人其事》這篇社論，通篇從頭到尾成千上萬個字，除了「李洪志」和「法輪功」這幾個字不是捏造出來的，其餘統統是謠言。他們花了多少工夫來炮製這麼多的卑鄙謊言？舖天蓋地壓將下來，真是讓人渾身長嘴都不知從何辯起！……
那天路上堵車，我開了很久都開不回去。收音機裡反反覆覆播著這些，我想換個台，但換到哪台播的都是同樣的東西。
下班後先生開車來接我。我上車問他：「你聽說了嗎？」
他答：「聽說了一點。」
我打開車上收音機，想讓他知道詳細些。一開收音機就聽到「鼓-吹-地-球-爆-炸」，剛聽了這幾個字，先生一伸手「啪！」就把收音機關了，同時無比不耐煩地說：「甚麼呀！人家說地球不爆炸！」
先生握著方向盤望著前方，我們倆誰也沒再說話。過了好幾分鐘，先生突然從牙縫裡沉痛地迸出：「江澤民瘋了。」
 | | 官方銷毀法輪功書籍（網絡圖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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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情攻勢
回到家裏，平時從不在這時看電視的婆母和六歲多的女兒，正襟危坐看著電視，臉上都掛著發生天大的事情的表情。在路上，我和先生本來商量好回家做飯做慢點，再吃慢點，最好捱到《新聞聯播》結束再開電視，這樣老人家就看不到我們不想讓他們看到的節目了。這樣的架勢，還不將他們嚇死？
女兒看我進門，忙不迭地跑過來，劈頭便問：「媽媽，你還煉法輪功嗎？」
我看著女兒，儘量若無其事笑著對她說：「煉，不管他們說甚麼，媽媽總是會煉的。」女兒會心一笑，滿意地點點頭跑開了。
晚餐在沉悶中過去，誰也不知該說甚麼。我早早上了床，預備第二天早上照常去公園煉功。剛要躺下，婆母推門進來，哭著對我說：「曾錚，你別再煉功了吧。」
公公婆婆八年前退休就從老家過來跟我們一起生活。先生是他們唯一的兒子，按照他們那一代中國人的觀念，老人只能跟兒子一起過活，不能跟出嫁的女兒過。於是多年來我們一直住在一起。
俗話說「家中有個老，當得一個寶」，退休的父母幫助上班的子女看孩子是中國人的傳統。我分娩後身體不好，也多虧他們幫著照料孩子，才沒有更加狼狽。
但三代人生活在一起，因為生活理念、習慣及對如何教育孩子的理解不同，難免磕磕絆絆。尤其我身體不好那段日子，家裏的氣氛時常欠佳，我把婆母氣哭和她把我氣哭都有過——婆媳不和在中國也是另一個普遍的現象。事實上，現在願意跟兒女同住的老人或願意跟老人同住的年輕人，已經越來越少。
煉功後，我身體好了，心情開朗了，以前計較的諸多小事也不再計較了。婆母看著我的變化，歡天喜地支持我煉功，怕我冬天在外打坐冷，還特意用棉花給我縫製保暖的腿套。我們的家庭關係越來越融洽，互相瞭解很深，所以這時婆母一看我的表情，就知道我根本沒打算服從政府的「取締」禁令。
我坐在床上沒答話。我已經從最初的驚異中清醒過來，十分清楚要堅持修煉將很不容易。
婆母繼續說道，政府要做到的事情一定會做到，小老百姓不能和政府對抗，與政府對抗只會害了這個家……。我始終沒有吭聲，因為我不知該說甚麼，心中只有一定要堅持下去的不屈意志。婆母看勸不動我，哭著喊：「媽給你跪下了！……」說完她真的就要下跪。
先生急忙過來將她推出房間。我還是不知該說甚麼，倒是先生在一邊自嘲：「這就叫警察曉之以『厲』（『厲害』的『厲』）；親人動之以情——她跟警察沒區別，只是你還不能跟她生氣。」
第二天早上，先生勸住我，沒讓我出去。我在狹小悶熱的房間默默煉功，同時像有特異功能似的，不用看就知道婆母一直在門外盯著我們緊閉的房門，半分鐘也沒放鬆「革命警惕」。
我無心打坐，只煉了動功便開門出去，公公已做好早餐。婆母看著我們吃完飯出門，甚麼也沒說。
經過煉功點時，我到底還是不甘心，讓先生停下車。這時煉功時間還沒過去，如果有人在煉應看得見。
我們走進公園，老遠就看見煉功點上杳無聲響，空無一人。
我的心說不出地空，站在原地望了兩分鐘後轉身離開。
片警緊迫盯人
「取締」後第三天早上，7月24日，我再次悶在房裡煉功。那天是北京有史以來最熱的一天，42.5℃。兩天前宣佈「取締」時，氣溫是33℃。兩天內溫度驟升10℃，達到北京歷史的最高點。一早起來，天已熱得讓人喘不過氣。
那天星期六，本是休假日，可是先生跟人約好要談一件工作的事，我們便商量帶著孩子一起去，他跟人談事時，我帶孩子到旁邊有空調的商場避暑，等他談完再一起去游泳。那麼熱的天，除了游泳沒法幹別的。
吃過早飯正要出門，突然響起「咚、咚、咚」打門聲。婆母打開門，一名人高馬大的警察一步跨進，堵著房門，指著我和先生說：「你們兩個，跟我走！」
婆母的頭「嗡」地一下，差點暈了過去。她使勁定神，才看清來人是片警吳兵，她認識。在中國大陸，除了身份證，每個城市居民還有「戶口」，按居住所在地分別歸派出所管，每個派出所將管轄範圍按地理位置劃成若干「片」，所謂「片警」就是負責管轄這一「片」的警察。片警平時老在這一片轉悠，所以婆母認識他，我們這些上班族不大在家，跟他們沒打過甚麼交道。這個吳兵我就好像從沒見過。
婆母陪笑臉問：「小吳，這麼大熱天，您還跑來。這是叫他們去哪兒呀？」
「去哪兒？派出所！煉法輪功的都得去！」
婆母倒吸一口氣，心想：真是怕甚麼有甚麼啊……我兒媳婦煉法輪功也沒跟誰匯報，這片警怎知道？難道他們早就盯上了？這回可完了！捂也摀不住了。她不知道「7.20」那天我們至少登記過三回，早就上了「黑名單」。
先生說：「對不起，我今天有事，已經跟人約好，馬上就得走。有甚麼事兒等我回來再說，行嗎？」
「甚麼？！你再說一遍！？」
吳兵顯然沒料到先生在這個當口居然敢拒絕。他吸口氣，似乎要伸手去揪先生的衣領，女兒突然跑過來問：「我們還去不去游泳了？」
只聽「啪！」的一聲，婆母反手一個耳光扇在女兒臉上，嚷道：「你這孩子怎麼這樣不懂事！沒看見叔叔在跟爸爸說話？」
女兒瞪著大眼望著奶奶，嚇得好半天都哭不出聲。平日她就是要吃星星，奶奶也一定上天給她摘一個；不管任何時候奶奶永遠是她最可靠的同盟軍，別說打她了，就算她做了再大錯事，奶奶也一定變著法子護她，讓我和先生沒法教育，常常弄得我們很頭痛。今天甚麼錯都沒犯卻居然挨了打，這實在超出她小腦袋瓜的理解能力。
女兒好容易從驚嚇中反應過來，撇撇嘴剛要哭，婆母一把摀住她的嘴將她拉開，同時轉頭用哀求的眼光看著我。這一巴掌打在她孫女的臉上，卻差點把她自己痛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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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鎮壓一開始，女兒就成了「人質」（作者提供） |
我走到吳兵和先生中間說：「這樣吧，我今天沒事，我先跟你去，行嗎？」
吳兵摘下帽子抹一把汗，看了婆母和女兒一眼，稍微猶豫一下，然後像有了人質有恃無恐地對先生說：「好，就讓你先去辦事。你晚上到派出所來，今天我值班。」
我請他等我一下，換套衣服再走。天那麼熱，我煉完功衣服早濕透了。
「我回派出所等你。你換完衣服自己去。」
說完他也不等我，轉身走了，一臉「諒你也不敢不去」的表情。
我洗把臉，換套衣服走出門。婆母追到門口，對著我的後背半囑咐半哀告：「到了派出所好好說話，可千萬別跟人強！」
天又熱又悶，像蒸籠一樣。我到了派出所，吳兵已準備好「問訊筆錄」的公文紙。母親在法院工作，我幫母親整理法律文書時見過這種紙，只是沒想到自己有一天也會被「問訊」做「筆錄」。
「問訊」照例還是從姓甚名誰開始，只不過這次更詳細地盤問煉功點的情況，你是不是輔導員、誰是輔導員、你平時跟誰聯繫、經常到誰家、參加過「4.25」、「7.20」沒有等。
問完這些，他板著臉皺著眉，訓斥犯人似地問：「李洪志改過生日你知不知道？！」
《人民日報》那篇社論，用了很大的篇幅來渲染一件本來是很平常的將弄錯的生日糾正過來的事情，並說李洪志先生改生日是為了說他是釋迦牟尼轉世，好讓信眾盲從。
我感到一種莫名的沉重向我壓了下來。一夕之間，天地就被翻轉，一種比大地還沉重卻無形的東西瀰漫在空中，跟悶熱難耐的天一樣讓人喘不過氣來；吳兵因聽信謠言對法輪功產生的天大誤會和敵意夾在這種東西中，已不是急切之間能消除的。
我頂著壓著我的那個東西，決定無論如何都要實話實說，同時還得爭取打消他的誤會和敵意。我慢慢說道：「實話告訴你，我根本就不知道我們師父的生日是幾月幾號。我煉法輪功，是覺得這個功好，覺得他說得有道理才煉的。我們不搞個人崇拜。我們老師所有的書我都看過、所有的演講錄音我也聽過，他從來沒有在任何場合明示或暗示他是釋迦牟尼轉世。」
我的回答似乎很出吳兵意料。他停了幾秒，還是按設定的程序嚷道：「煉法輪功煉死了1400人你知不知道？！」他的腔調所含的仇恨好像那「1400人」統統都是我殺死的一般。
我頂著他的仇恨，還是緩緩地說：「那些事我沒見過，也沒聽說過。俗話說，『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煉法輪功真能煉死人的話，第一個知道的就是我們這些煉功的，同時也早就沒有人敢煉了。我只能說，我煉法輪功效果很好，我周圍的人煉的效果也很好。我父親煉功後，二十多年的高血壓、咽炎、氣管炎全好了，多少年戒不掉的煙戒掉了，連十幾年的老花眼都煉好了，現在他快七十的人了，不戴老花鏡看書比以前戴著老花鏡看得還清楚。」
我說得很慢，他機械性地將我的話一字不漏全記下來。看著他的記錄，我感到壓在頭上的東西似乎輕了些。
他又問我：「你家裏有法輪功的旗幟、橫幅和標語甚麼的嗎？」
「沒有，輔導員才有。」
話一出口，我立刻後悔：我這麼說，難道是想向他表白我不是輔導員嗎？而且我還把輔導員給出賣了。
他果然追問：「哪個輔導員有？她姓甚麼？住在哪裏？」
這次我不會滿足他了，再說我的確不知道輔導員姓甚麼、住哪裏。
他看我確不知情，又換了副推心置腹的口吻：「你家裏有法輪功的書嗎？」
「有。」
「都有哪些？」
「有《轉法輪》、《轉法輪（卷二）》、《精進要旨》……」
我正要將自己所有的書都一一報出來，突然意識到：不好！他問這個幹甚麼？莫不是要去抄家？
我趕緊打住說：「我的《轉法輪》7.20那天搜走了。」
「嗯，搜走了。有煉功磁帶嗎？」
「有。」煉了法輪功，學會的第一條就是任何情況都不能說假話，我只能說有。
他將問話和回答一一記下來，然後讓我在筆錄上簽字。
簽完字，他像是完成任務似地說，好了，你可以回去了。
他跟著我走到門口，突然叫住我，還是以一副推心置腹的語氣說：「你回去寫個保證，晚上讓你愛人帶來。讓他也寫一個。另外把你的《轉法輪》二卷和煉功磁帶也交上來。自己交了，我就不去給你抄個底兒撂了。家裏有老有小的，咱們也算是鄉里鄉親，何苦呢？」
我不置可否支吾一聲，他認為我是答應了，便放我回去。
回到家，腦子又有點不轉了。兩天前婆母要求我放棄修煉時，我曾決心一定要堅持下去。可沒想到考驗這麼快就來了。交不交書？寫不寫保證？交了書、寫了保證還算不算修煉？可不交不寫的後果是甚麼？抄家？坐牢？
我拿出從報紙上複印的公安部「六不准」通告，仔細又讀一遍：
「1、禁止任何人在任何場所懸掛、張貼宣揚法輪大法（法輪功）的條幅、圖像、徽記和其他標識；
2、禁止任何人在任何場合散發宣揚法輪功的書刊、音像製品和其他宣傳品；
3、禁止任何人在任何場合聚眾進行「會功」、「弘法」等法輪功活動；
4、禁止以靜坐、上訪等方式舉行維護、宣揚法輪功的集會、遊行、示威活動；
5、禁止捏造或者歪曲事實、故意散佈謠言或者以其他方式煽動擾亂社會秩序；
6、禁止任何人組織、串聯、指揮對抗政府有關決定的活動。」
我終於發現這個「六禁止」中沒說不許一個人獨自在家修煉。我腦裡又浮現吳兵讓我寫保證和交書的表情。他在強烈暗示我，只要我隨便寫個保證、交兩本書「唬弄」一下，能讓他對上面有個交代，他就會放我一馬，不會認真跟我計較有沒有在家繼續煉，而且他已相信煉法輪功對身體是有好處的。
我沒有多想便接受他的暗示，寫了一份只有三行字的保證，保證遵守公安部通告、遵紀守法等，但沒有提法輪功。然後我找出一本《轉法輪》（卷二）、一盤舊磁帶，將煉功音樂轉錄到上面，準備好讓先生帶到派出所去。
先生回來看了我的保證，便照著寫了一份。晚上他帶著我們兩人的保證和書、磁帶去了派出所，沒多久就回來了。
就這樣，我和先生好歹過了這關，保證寫了，書和煉功磁帶也交了，吳兵大可向上匯報：我所管轄的這兩人已乖乖聽話，不會再有甚麼「麻煩」了。
這時，無論是鎮壓政策的制定者，吳兵這樣的警察，還是一般的老百姓，可能都認為黨下了這麼大的力氣，發動這麼大的宣傳攻勢，所有的「骨幹分子」抓的抓、關的關，所有法輪功的售書點嚇得把書交的交、藏的藏，這法輪功一定在三個月內就「樹倒猢猻散」，從中國大地上銷聲匿跡了。
家監獄偷煉功
7月20日被關在石景山體育館時，我曾向旁邊的一位功友提起，我的《法輪佛法──在瑞士法會上講法》被抄走了，這本書當時剛出版不久，是我唯一一本，因此我心裏很難過，後悔不該帶這本書出來。那位功友當即向我表示他還有富余的，可以送我一本，於是我們約好星期日，也就是7月25日早晨，在天壇公園門口見面，他將書給我。
我們定下這約時，誰會想到兩天後的變故？「取締」令一下，我家立刻變成監獄，看守就是婆母，義務上崗，不拿國家一分錢，可幹得比拿工資的警察還要「盡職」。星期天早上我可怎麼去赴這個約？
更糟的是，我當時既沒問那個功友叫甚麼名字，也沒留他的電話，想通知他我不能赴約都不可能。
從星期六的晚上我就在動腦筋，第二天怎麼才能出去，想了半天也沒想出甚麼招兒，只盼在我已經兩天沒有出去煉功的情況下，婆母會稍放鬆一點警戒。
星期天早上五點多，我輕輕下了床，拉開一條門縫往外看，還好，屋裡靜悄悄的，沒甚麼動靜，看來婆母還沒起床。我暗呼僥倖，躡手躡腳洗了臉，回到房間換上衣服，拿好自行車鑰匙，準備一溜煙跑掉。
我再次輕輕拉開門，卻嚇了一大跳，婆母直挺挺平躺在門前，兩眼直勾勾瞪著天花板，一臉的「誓死捍衛」，聽到我開門的聲音立即厲聲：「曾錚！你今天就是把我殺了，我也絕不讓你出這個門！……」
我被驚得退了半步。婆母一骨碌坐起來，開始哭天搶地，一邊重複一些電視上罵法輪功的話，一邊說她活不下去了，要抹脖子上吊等。
我一生中從沒見過這樣的陣勢，除了傻呆呆地看著、聽著，不知該怎麼辦。
孩子也被嚇醒，坐在床上跟我一樣傻著。
婆母號得差不多了，開始逼我承認電視說的都是真的，李洪志如何如何是個政治野心家、大騙子等。
從小到大我的性格就非常軟弱，沒法跟任何人吵架，每次都是還沒開口，就只剩下渾身哆嗦的份。
這時也一樣，聽著她重複著電視的謠言，我只覺一口氣堵在胸口，憋得我半天才直著脖子說出一句話來：「我長這麼大還沒學會說瞎話！」
女兒終於哭出來，邊哭邊說：「你們還做不做飯了，我餓了……」
女兒長到六歲多，從沒見過家裏人爭吵。她知道平日奶奶最關心的便是她的肚子餓不餓，家裏最重要的事便是要做好飯，她以為這麼一說，一定能將奶奶的注意力分散，停止與我爭吵──難為她小小年紀，便有這個心機。
誰知她不問還好，一問倒招來奶奶新一輪的哭天搶地。婆母兩手拍著大腿道：「哎呀呀！不活了！一家人餓死算了！死光了省心！……」
先生不知何時起來，走過來將我推到房間去坐著，他走出去帶上門，在外面跟婆母低聲說了些甚麼，半晌只聽婆母又叫：「你甭蒙我！甚麼拿書！她就是書看多了才中毒那麼深的！噢，就她現在這個思想基礎，就算她不是打算去煉功，她要到了公園，只要看見有人煉，那她還不兩腿一盤也坐在那兒？現在風聲這麼緊，連不得給人家連鍋端了？你不想要老婆，我孫女還要媽呢！……」
先生回到房間，對我說：「我看你今天就算了吧。」
從那以後，我每天悶在小房間煉功，連音樂都不敢開，唯恐被婆母聽見再刺激她。那個夏天印象最深的就是熱，十來平米的小臥室關起門來，活脫脫就是一個蒸籠，加上打坐時的劇烈疼痛，每天煉一次功都跟洗無數次桑拿浴一樣，不知要流多少汗。
婆母每天都盯著我的臉看。她拿不準我還在煉功沒有，又不肯直接問我，她認為就算她問我也不會承認，只好天天趴在我們門上聽，自己跟自己較勁，神經繃得比弦還緊。
一天早上，她實在受不了這種壓力，一陣衝動拿了房間備用鑰匙，猛一下捅開我們的門鎖，連門帶人摔將進來。門撞到後面的牆上，發出「光！」的一聲巨響。
正在熟睡的先生驚醒，弄不懂發生甚麼事，迷迷糊糊又不耐煩地問：「幹嘛呀？」
婆母衝進來，本是想驗證自己的懷疑，誰知她進來得就那麼不巧，我剛煉完功不到兩分鐘，正在穿衣服。她提了那麼大的勁衝進來，甚麼也沒抓到，又意識到自己這樣衝進兒子兒媳的房間有多麼不合適，不禁又羞又急，一扭臉跑到客廳坐在沙發上就哭，早飯也沒吃。
「排山倒海翻惡浪」
那個夏天另一個難以磨滅的印象，是那舖天蓋地氣勢洶洶的造謠宣傳攻勢。中央台《新聞聯播》從平時的半小時增加到一小時、一個半小時，而且不管換到哪個台，永遠都是攻擊法輪功的節目。
以前晚飯後一家人坐在一起看電視，是一天最輕鬆愉快的時刻，有好節目呢就看兩眼，沒有好節目呢就跟孩子玩兒，互相說說一天的見聞。可現在，每天這個時候是我一天中最痛苦的。節目惡毒不說，更讓我難過的是，我眼睜睜看著公公婆婆一點一點相信電視的謠言，開始仇恨法輪功和「利用法輪功學員與黨和人民作對的幕後操縱者」。我的心像有萬條毒蛇噬咬一般痛楚，卻又不敢向他們解釋、澄清甚麼；他們的神經已處於崩潰邊緣，我不敢再去碰觸。
有一次，婆母看到電視中傷法輪功「組織」賺了多少多少錢時，略帶諷刺地問我：「你學功花了多少錢啊？」
我試圖解釋我學功一分錢也沒花，婆母胸有成竹地說：「你買那麼多書難道沒有花錢？」
是的，因為我經常買書送人，確實花了不少錢。但他們不知道，盜版那麼盛行，法輪功的書也沒能倖免。我買的書都是盜版的；盜版的書賣得再多，作者也拿不到一分錢。
他們更不知道，當別人在為自己的著作權受侵犯而打官司時，李洪志先生是怎麼對待這個問題的。被問及盜版的書能不能買時，李先生多次說，盜版的書只要是內容無誤就可以看，沒有問題；後來海外的法輪功學員建立網站後，更將所有的法輪功書籍都放上了網，全世界的人都可一分錢不花就下載所有的書，還包括教功錄像、煉功音樂、演講錄音帶、光盤等。要想以功法賺錢，這麼做不是將自己的財路都斷光了嗎？
然而，當我向他們解釋這些時，他們卻再也不相信，臉上表情滿是不屑：「不賺錢？可能嗎？黨的話你不信，你去信一個江湖騙子？」
我痛苦得說不出話來，只好回到房間默默流淚。眼淚似乎能緩解一點痛苦，但我還不能恣意地哭。孩子看我不見了，一會兒就該來找我了。公公婆婆若知我為法輪功能痛到這種程度，更該夜夜睡不著覺了。
那個夏天，我每天都在反覆告誡自己：我是一個修煉的人，他們可以崩潰，我絕不能崩潰。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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