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29日訊】1999年4月25日，逾萬名中國大陸的法輪功修煉者依法來到北京市府右街的國務院信訪辦集體上訪，請求當局釋放前兩天被天津市公安抓捕的４５名法輪功修煉者；經國務院總理朱鎔基親自出面和開明處理，事件合理地達成了政府和上訪群眾共同期望的結果。然而「4.25」以後，江澤民用兩封密件，在拿不出真憑實據的情況下，以兩條慾加之罪做出了鎮壓的決策。許多人們把「4.25」事件說成是引發鎮壓法輪功的原因，那麼事實真相到底是什麼呢？
法輪功「4.25」和平上訪的歷史背景
法輪功「4.25」事件並非突發事件，也非江澤民渲染的那種包圍政府要地的政治性示威舉動。從1996年7月《光明日報》事件開始的輿論攻擊到1999年4月在天津動用警察使用暴力，中共政府對法輪功的迫害預謀已久。
1992年5月13日，李洪志先生在長春開辦第一期法輪功學習班。隨後，官方的中國氣功科學研究會向李洪志先生頒發了氣功師證書，1993年又向北京的法輪功研究會頒發了「中國氣功科學研究會直屬功法登記證」，正式表明法輪功研究會的類別為「學術性團體」，業務範圍為「理論研究，普及功法，諮詢服務」三大項，活動地域為全中國。
1993年8月31日，中國公安部所屬中華見義勇為基金會致信中國氣功科學研究會，感謝李洪志先生為全國第三屆見義勇為先進份子表彰大會代表免費提供康復治療；公安部主辦的《人民公安報》於1993年9月21日為此亦作了專題報導。12月27日同基金會授予李洪志先生榮譽證書。
1993年，李洪志先生榮獲北京東方健康博覽會最高獎「邊緣科學進步獎」和大會的「特別金獎」，以及「受歡迎的氣功師」稱號。
李洪志先生的著作《轉法輪》於1995年元月由官方的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出版發行，1996年一度被《北京青年報》列入北京市十大暢銷書。
1996年6月17日，《光明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批判法輪功。1996年7月24日，中國新聞出版署向全國各地發出通知，全面禁止法輪功出版物的發行。
1997年初，中國公安部在全國進行調查，蒐集罪證慾定法輪功為「邪教」。全國各地公安局經充份調查後均上報反映「尚未發現問題」，調查就此停止。
1998年5月底，何祚庥在北京電視台的採訪中批判法輪功如何有害，之後北京電視台在播放對法輪功一煉功點的採訪時點名法輪功是「封建迷信」。節目播出後，很多節目中的當事人法輪功修煉者去向北京電視台反應情況，指出節目內容違背事實。事後電視台領導說，這是建台有史以來最嚴重的一次失誤，並很快播放了一個表現法輪功修煉者晨煉的正面節目作為更正。
1998年7月21日公安部一局發出公政[1998]第555號《關於對法輪功開展調查的通知》。《通知》中認定李洪志先生傳播謠言邪說及一些骨幹利用法輪功進行違法犯罪活動，但通知中緊接著又提出：要掌握活動內幕情況，發現其利用法輪功違法犯罪的證據，各地公安政保部門要深入開展調查。《通知》採取了先定罪、後調查的程序。《通知》引發了全國許多地區基層公安部門在無任何證據的情況下非法取締法輪功煉功點、強行驅散煉功群眾、抄家、私闖民宅、沒收屬於個人的私有財產等行動。
１９98年下半年，以喬石為首的部份全國人大離退休老幹部，根據大量群眾來信反映公安非法對待法輪功煉功群眾的問題，對法輪功進行了一段時間的詳細調查、研究，得出「法輪功於國於民有百利而無一害」的結論，並於年底向江澤民為首的政治局提交了調查報告。
在此之前，國家體育總局也於1998年5月對法輪功進行了全面調查瞭解。9月由醫學專家組成的小組為配合此次調查，對廣東12553名法輪功學員進行表格抽樣調查，結果表明祛病健身總數有效率為97.9%。10月20日國家體總派到長春和哈爾濱的調研組組長發表講話說：「我們認為法輪功的功法功效都不錯，對於社會的穩定，對於精神文明建設，效果是很顯著的，這個要充份肯定的。」其間，大連、北京等地對法輪功功效的民間調查也得出了一致的結果。
和平上訪的直接起因——天津事件
1999年4月11日，何祚庥在天津教育學院《青少年科技博覽》雜誌發表了題為「我不贊成青少年煉氣功」的文章。何在文章中再次引述了其在1998年北京電視台發表的例子批判法輪功。由於該例子在北京電視台事件中已經被充分澄清，何的這篇文章也已受到北京市宣傳系統的嚴格抵制，此次天津發表該文章，天津的一些法輪功修煉者認為有必要向天津有關方面澄清事實真相，並期望通過與雜誌編輯部的交涉來消除該文章的惡劣影響。因此，4月18日至24日，一些法輪功修煉者前往天津教育學院及其它相關機構反映實情。
4月23、24兩日，天津市公安局動用防暴警察毆打反映情況的法輪功修煉者，導致這些人流血受傷，並抓捕45人。當其他法輪功修煉者請求放人時，被天津市政府告知公安部介入了這個事件，如果沒有北京的授權，被逮捕的法輪功群眾不會得到釋放。天津的公安亦向法輪功修煉者建議：「你們去北京吧，去北京才能解決問題。」
「4.25」上訪國務院信訪辦
隨著天津使用暴力抓人以及放人需要北京授權的消息在全國傳開，從4月24日晚開始，各地法輪功修煉者懷著對中央政府的信任和期待，紛紛自發通過上訪國務院信訪辦的途徑來尋求「天津事件」的公正解決。
上訪的法輪功學員安靜的站滿了國務院信訪辦附近的街道，讓出了人行道和盲人道，交通沒有受到阻礙。
4月25日中午時分，法輪大法研究會的李昌、王治文和其他三位北京法輪功修煉者作為法輪功代表進入國務院同政府官員會談，申訴了法輪功學員的三點要求：
1）釋放天津被抓的法輪功學員；
2）給法輪功修煉群眾一個寬鬆的修煉環境；
3）允許出版法輪功書籍。
政府官員輪流參加會談的有國務院信訪辦的負責人，北京市的負責人，還有天津市的負責人。傍晚時分，天津按照中央指示釋放了所有被關押的法輪功學員。
江澤民密件推翻總理結論，決定鎮壓
4月25日當夜，江澤民以中共總書記的身份，給政治局常委及其他有關的領導寫了一封信，在信中，江澤民指控「4.25上訪事件」有「幕後」高手在「策劃指揮」。(絕密，中辦發電[1999]14號「中共中央辦公廳關於印發《江澤民同志給政治局常委及其他有關領導同志的信》的通知」)
6月7日，江澤民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講話，聲稱「『法輪功』問題有很深的政治社會背景乃至複雜的國際背景。」「是1989年那場政治風波以來最嚴重的一次事件。」該文件於6月13日在中共內部秘密傳達。(絕密，中辦發電[1999]30號「中共中央辦公廳關於印發《江澤民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關於抓緊處理 和解決「法輪功」問題的講話》的通知」)
據一些中共高級官員透露，在上述兩份密件中，江以明確提出4.25上訪事件「究竟同海外、同西方有無聯繫，幕後有無『高手』在策劃指揮？」等流露出一種對個人權力的過度保護心態，並在拿不出真憑實據的情況下確定了鎮壓的錯誤決策。
自1999年5月下旬開始，全國許多地區法輪功學員的日常煉功活動受到城管、公安部門的驅散。一些地區公安用高壓水龍頭驅趕煉功人群，並用高音喇叭干擾煉功。各地法輪功輔導站負責人被單位和公安找去談話、盤查，受到監視、跟蹤和電話監聽，並被規定不得離開當地。
江澤民在7月19日的高層會議中正式宣佈定案，全面取締法輪功。20日全國展開逮捕法輪功學員行動，中共對法輪功的滅絕性迫害從此拉開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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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４．２５」事件的常見問題
一、為什麼會有那麼多人去？
1999年4月25日法輪功修煉者集體和平上訪的人數，中國官方宣傳中說是一萬人，而據見證人估計，這個數字是被大大縮小了。有人問，這麼多人，是怎麼在短時間內得知消息行動起來的？
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要弄清兩件事：一是法輪功學員的人際接觸方式，二是當時煉法輪功的人數。
第一，法輪功學員的人際接觸方式
法輪功從1992年傳出以後，煉功人數所以會迅速增長，主要是因為有人煉了功以後覺得好，就會告訴周圍的人，這樣一個人煉功後，他的親朋好友、街坊鄰居、同學、同事等有社會聯繫的人，都有可能走進法輪功修煉，所以煉功者之間本身就有種種聯繫。另外，法輪功在任何一個居民區附近都有煉功點，住在附近的學員每天在一起學法煉功，天天見面，有的地方是一早一晚每天煉兩次功、見兩次面。這種人際接觸方式，對於信息的傳遞是極其方便的，有任何消息，根本不需要任何人通知，就會迅速地傳到每個修煉者那裏。
第二，當時煉法輪功的總人數
按照中國官方的統計，當時全國學煉法輪功的人有七千萬到一億，僅北京一地就有幾十萬，「４．２５」當天只有一萬多人去上訪，相對於法輪功的總人數，其實是很少的，只有萬分之一。
二、為什麼有會有高度的「組織紀律性」？
「４．２５」集體上訪時，上萬名法輪功學員自發排列的隊伍秩序井然，安靜平和，他們離開後的地面不留片紙，甚至連警察扔下的煙頭都被他們清掃一淨。國際社會對於法輪功學員表現出的和平理性和社會公德予以高度評價。但是，長期受中共黨文化思想灌輸的人卻認為這是「高度的組織紀律性」，是經過嚴格的組織訓練達到的，是有人幕後指揮的。
但事實是，法輪功學員除了煉法輪功，沒有任何其他的組織紀律的訓練。「４．２５」的集體上訪也完全是自發的行為，沒有任何所謂高人指揮。他們所表現出來的狀態，來自他們平時的修煉基礎，是他們修煉狀態的自然流露。眾所周知，法輪功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每個修煉者都嚴格要求自己，事事處處先考慮別人。這樣的一群人走到一起，所表現出來的高度自律，當然是一般人難以做到的。其實，法輪功學員並不是只在「４．２５」那天這樣，他們平時就是這樣的行為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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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3/29/2008 9:24:3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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