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本書中您或許會發現有些詞句、想法及一些作業上的假定是非常美國式的。那是難免的，因為我是美國人而且待在中國的時間不夠久，無法改變這個基本的事實。但同時我也是故意這麼寫的。我當初寫書的第一批假設讀者是美商公司的執行長及美國母公司的職員幹部群。第二批讀者則是華盛頓特區的政策制定者，特別是決定中國政策的行政官員。我也想到即將畢業的大學生與研究生，其中一大部分可能會走上一條導引他們到北京工作的職場道路。我心中期望的第四批讀者是北京的美商社群，雖然我不期盼能夠改變他們的想法，但只要有一些人能夠露出些許認同的微笑，那也足以讓我驕傲半天了！
我沒有也不敢奢求我的作品能夠引起中國人民的共鳴！
我經常被描述成「中國批評者」。雖然我不認為這個角色定位是正確的，但是我的確在這本書中針對中共領導人和支持其作法的人們提出許多評述。對一個只待在中國一小段時間的美國作家來說，持批評態度並不特殊，但是對一個曾以中國為家的美國人來說，卻是相當罕見的。當我回到美國佛蒙特翠綠山脈間的祖母家中開始寫這本書時，我仍然覺得自己比較像一個北京人，而不是美國人。我想那是中國的磁性所致（或稱中國的宿醉未醒，看您怎樣看這件事）。不管怎樣，這本書是寫在這些中國外商的喜悅褪去之前。
美籍外商通常帶有善意和外交使命的。除了一些著名的例子外，在一般美商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描述文章中，都深刻地認知到中國人的自傲感──這是一種由中共政府一手規範出的民族主義敏感性。如果要以現代美國方式來處理中國的自傲感，就必須維持一種解除武裝的開放態度，並運用非正式的行為模式處理，同時用95%的時間來報導中國的真實情況，然後對其他最重要的5%的事實（有關台灣、法輪功、天安門、中國民主等熱門話題）捏造蒙混過關。
或許某些主題並沒有在書中提及，或者用了些好的中國故事適切地平衡了中國的壞故事，或是中國的一些不討人喜歡的元素，被描繪成如同青少年的青春期粉刺一樣，是成長過程中必要的痛。然而這是一種惡性循環。試圖避免這5%事件的行動也許會激怒中國人的自傲，因此有討好中國人的意圖，而難免逐漸產生一種認為中國人易受哄騙操弄的傲慢感出現。同時中國人感覺被侮辱的標準也越變越高，於是那種不可避免的、冰冷黏濕的、令人不舒服的西方優越感開始籠罩在雙邊的對話中。
我們不能漠視存在於美國人和中國人之間不平等的感覺，但它不再是因為收入水平的不平等（現在有太多的中國人是百萬富翁），國家力量的不平等（中國正急速縮小差距中），或是所謂的「軟性力量」如文化、音樂和電影等的差距（其實美國人在北京有許多娛樂去處，不會無聊的）。現存的不平等是政治層面的──是中國人無法公開、集體談論一些基本事實的問題。例如：共產黨的歷史、文化大革命、台灣的民主、種族問題以及信仰等等。在接受這種現況事實的前提下，對話的雙方：美國的利益團體和中共當局，卻心照不宣地達成共識，認為應該把大多數的中國人民當作小孩子對待。他們應該被愛、被滿足、被管理──如中共領導人經常喜歡說的，你應該避免「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然而最重要的是，中國人民不能被信任而不加以管控。
不論是否以外商的身分說話，我都拒絕認同這種新中國典範的運作模式，為什麼呢？因為我理解到權力是中國文化的命脈，這是一種對於權力與正義極複雜的體認。由於我可感覺到中國人角色的表面──外在表現為精明能幹的商界勇者，卻掩蓋不了內心深處對歷史悲劇的精神傷痛。我認為，壓制中國人的政治天性和言論自由所必須付出的機會成本，絕對不小於毛澤東當權時壓制中國人的資本主義與企業精神發展所付出的代價。
為了去除中國人民不應該參與政治或自治的這種信念，我們做了一些臨時的階段性措施：每當解除了一個經濟障礙、中國往資本主義邁進一步、每拋棄一套毛裝、中國人口袋裏每增加一分錢，都至少可視為中國邁向現代化、負責與民主化的步伐。美國的企業執行長給大眾的印象是，他們只要做了投資然後就可以高枕無憂，就像乘坐在一條輪船上，堅定不移地航向一個一應俱全的偉大港口：一個「中美共榮圈」、互敬香檳慶祝歷史的終結（編註），同時還有一個新中國的出現，這個新中國實際上看起來很像他們已經拋在腦後的美國。
我並非完全抗拒這個新中國典範的說法，沒人可以預測中國的未來。但這本書主要想關注一個簡單的問題：如果中國未來十年的發展趨向不支持這個理論呢？如果中國人民前進到一個沒有自由的新中國呢？
我在2004年完成了這本書之後，中國仍繼續以危險的速度持續改變，並且持續以驚人的國民生產總值成長翻新形象，但是請看看我所列出的趨勢：
激進的民族主義：過去曾發生對美國使館的攻擊，現在則是對日本使館的攻擊。然而雙重標準的基本行事依然存在──他們不能容忍對中共政府的批評，但是當中共領導人決定停止時，所有示威行動都必須立刻結束。
監控的互聯網：在全面監控的網路空間中，法輪功和美國之音找到幾個漏洞可將資訊送進中國。尤其是大紀元，好像開了一輛蒸汽碾路機碾過它們（成功地將《九評共產黨》送入中國）。而在地面上，手機簡訊（短訊）的使用正在擴大，暫時可作為新的自由網路，很像傳真機在天安門事件期間扮演的角色。所有的這些努力顯示這場互聯網的戰爭尚未結束。然而國家安全部門透過西方合作夥伴的協助，針對一般中國用戶所進行的互聯網監控行動則有增無減。
軍國主義：中國的武裝投射能力──特別是在海軍和通信方面，正以侵略性的行為與掩飾說詞的模式成串地、有計畫地階段性快速擴張。而西方國家的科技公司將部分尖端研發工作外包給中國，更加速其武力擴展。
本書中所提及的所有主要趨勢仍在繼續著，甚至加速進行。但是目前在中國的美國人（或任何人）可能公開談論這些問題嗎？
在2005年此時此刻，中國人民終究仍被迫朝著政府指引的方向前進。
但他們不需要這樣，如果有大部分的中國人民能夠體認並反對這種「為了保證中國持續的成長，採取激進的民族主義和內部政治控制的手段是唯一的路」的說法，他們就能打破這層恣意的無知咒語，能打破互聯網世界的控制，並且可以讓中國共產黨癱瘓。就像在中國發生的一切，這很可能非常非常迅速地發生。在本書中，我提過：「一群被過度徵稅的憤怒農民，十年後會使用具有互聯網功能的手機」成為變革中國的力量。自從我寫了這些句子後，我的信念只有更加增長、更加強烈。
中國的突起是我們這個時代最扣人心弦、使人受鼓動的事件。我在北京時時刻刻都有這種感覺，我也完全期待我的兒子會在一個中國是世界強權的時代中成長，但我們──美國人或中國人──都不應該畏懼那樣的遠景。
您現在所拿著的書是一本由一群專家精心翻譯、編輯、設計的精良作品，是一小件應該對中國的未來提供信心的作品。這裏有一片中國人的散居之地，不僅是地理位置上的，也是精神層面上的。這是一塊自由的地方，有信仰也有追尋與調查，有爭議的論點也不會被刻意刪除，激情會受到尊重。博大出版社的團隊同仁，尤其是丁柯（Ke Ding）的工作實在精采又有創造性，並於所有程式中正直地完成每個階段的任務。在出書的最後階段，我與資深編輯鹿豐（Carolyn Lu）幾乎必須每天交談。她直率、慈悲卻也十分專業，偶爾很藝術地以幽默的方式來提醒我為什麼我要寫這些，我深深感謝她。我同時希望感謝芝加哥大學的史蒂芬・柏克萊．葛瑞格里（Stephen Berkeley Gregory）協助處理早期的交涉和在過程中對我的鼓勵。
就如我在本文開頭所說的，我沒有也不敢奢求本書能夠引起中國人民的共鳴。並且應該是顯而易見的，我沒有刻意保護任何人（包括我自己在內）。可喜的是，位於美國的中國人權與宗教自由行動人士已對我所提出的議題做出回應。美國之音的中國職員們開始對大陸的廣播與現場討論，引發了對本書另一層面的討論，這是我始料未及的。有一天，我在中國的網站上瀏覽，發現有幾個美籍外商粗暴地批評我的書。我也發現一個三十五歲左右的中國男性在北京網站上詢問是否有任何人讀了《失去新中國》這本書。他說「雖然我過去在美國讀這本書時，將本書評價為對北京生活的負面描述，但令人哀傷的是，我目前正在北京經歷書中所講的情況！」他的廣告標題為：「迷失」的留美歸僑尋找優質女友。（誰會想到閱讀這本書被用在求偶這件事上呢？）
嚴格地說，我對這些事情不是不在乎的。能夠被人瞭解，能夠與世界另一端的人有所接觸是很重要的。以下這一點更重要：如果有一個美國人寫了一些關於中國的文章，而這些內容能夠被翻譯成中文，廣泛傳播到包括美國、加拿大、台灣、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澳洲與歐洲等地的華人社會，還有什麼事情比這更榮耀的呢？我在此，並且僅此一次──為中國大陸的非法書籍翻印行為歡呼，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如果運氣好的話，將因此得以比其他地區讀者提早閱讀本書。
編註：一九八九年，蘇聯與東歐、蒙古等國相繼出現民主改革的重大突破，共產黨專制一夜之間紛紛垮台。這一年夏天，美籍日裔學者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發表文章〈歷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從思想史的角度討論了共產主義世界性崩潰的意義，一時間造成很大的轟動。福山認為，歷史上一切反自由、反民主的理論或意識形態，包括本世紀興起的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均已遭到徹底的失敗。
轉自【博大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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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008 1:12:38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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