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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出生於澳洲一個白領家庭，在南部維多利亞鄉下長大。高中時，他的電腦與數學成績優異，將來的理想職業是理科工程，然而在報考大學的那一天，他卻填了哲學和文學：「當時我突然覺得哲學可能會為我找到人生的答案，因為我一直在思考生活的意義。」可能是前生與中國的緣分，在這一世的那一天又被牽動了。不知不覺間，他走上了尋根之旅。
馬修的童年在澳洲南部維多利亞鄉下度過。 （Matthew Robertson提供）於是，他開始在課外廣泛閱讀各種書籍，一些關於人體特異功能的報告吸引了他的注意，「開始我不相信這些，但隨著越來越多的閱讀，越來越對此感興趣。很多實例報導一些人在催眠狀態下回憶起自己前世經歷，場景細節都得到證實，還有普林斯頓工程異常研究（Princeton Engineering Anomalies Research，PEAR）等科學研究。我想這些現象一定是真實存在的，它們的背後一定有真理。」
一天，他在網站瀏覽到一種基於「真、善、忍」的東方古老的修煉方法，冥冥中他感到這正是自己一直想尋找的，當把所有書籍都讀了一遍後，他確信終於找到了人生的答案。為了更好地理解原著的原意，2008 年大學最後那年他去台灣學習中文。
勤奮加天賦使他在很短時間就掌握了中文口語與寫作，他用英文寫文章介紹中華文化和台灣風情，中華武術中的修煉淵源，中國書法紙張的學問等。他講演分析中文簡體與繁體字的構造區別造成的傳統內涵的遺失，還獲得了 2008 年國父紀念館華語文演講比賽三等獎。在此期間，他也接觸到了許多中文媒體，其中他最欣賞的是《大紀元》。
畢業前他面臨著未來職業的選擇，「我喜歡研究中文，可以在學術界工作，但那樣可能對社會、對人的影響太少，接觸的面也太窄了。最後我決定入新聞行，可以最好地發揮我的知識與特長。」
進入媒體 邂逅中國太太
馬修應聘來到紐約英文《大紀元》工作，在這裡遇到了他另一半——一位中國女孩兒田甜。中英文俱佳的田甜來自中國淮南，在紐約中文《大紀元》做記者。那天他倆碰巧去參加紐約大學的一個研討會而在地鐵上相遇，喜歡和中國人用中文交流的馬修抓住機會與田甜攀談。他們一見如故，《大紀元》中英文辦公室相鄰，他們自然少不了有很多機會見面，也就這樣自然相愛了。
2010年10月，馬修被派常駐華盛頓DC，也出差到舊金山等城市，報導市長選舉及各種各樣關於中國的話題。田甜在 2012 年初搬到華府，他們倆開始了新婚後的生活，簡單而充實，知足常樂，工作之餘的寓教於樂節目是晚飯時間的一集中文歷史劇，能與相愛的人永結同心又能做自己最喜歡做的事，馬修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
「我越來越愛中國文化，我愛中國的那些傳統戲劇，比如黃梅戲，那婉轉動聽的腔調，絲絲扣入我心；中國的古典書籍讓我入迷，《封神演義》、《三 國》、《水滸》、《西遊記》、《紅樓夢》……其中對那些細節的描寫，維妙維肖，引人入勝；我最愛讀中國的古詩，韻味美妙，令人迴腸蕩氣。中國文化中處處滲透著仁、義、禮、智、信的道德觀念，讓我受益無窮。我真希望自己身為中國人，從小就學習這些。」
將真實中國 傳遞給西方
還在澳洲的時候，馬修就一直在為報導好中國新聞做準備。他在圖書館查閱了大批相關中國的史料與書籍，發現很多史料紀錄並不能幫助人判斷對錯，而《大紀元》發表的《九評共產黨》的寫作獨樹一幟，打破了史料與評論不混合的寫作規則，看似隨意，卻將重大事件都濃縮到一起，句句點評令人拍案叫絕，幫助他了解中國近代史與中共的本質。
最近在費城的一個活動中，馬修有機會與來自英國倫敦的著名中國專家、記者和作家莫斯基（Jonathan Mirsky） 交談。莫斯基曾教授中、越文並發表許多中國問題文章，是各種媒體的座談嘉賓，多次陪同英國首相和祕書訪問中國。他講到 1989 年 6 月 4 日在天安門附近的經歷：「我們聽到對面開槍聲和子彈打到地上迸出火花，我身邊有人說『這不可能是真子彈』，話音剛落就突然向前一撲，他中彈了。」
在華府他接觸到許多西方的中國問題專家，他將之歸類為兩代人，「很多像莫斯基一樣的學者，六十年代就研究中國並長期在中國居住過，很了解中共，認為國際社會不能放縱中共這個黑社會組織；而現在有一些學者卻仍對中共抱有希望。我想通過報導還西方讀者一個真實的中國。 」
揭露活摘獲職業 記者協會新聞獎
2012 年 2 月 6 日，重慶市公安局局長王立軍前往美國領館「避難」，《大紀元》當即預言此事將引發中國政壇地震。馬修發現王立軍的背景有許多匪夷所思的事，比如他作為無高校學歷的公安人員，卻獲得科研協會的頒獎，王立軍並在獲獎致詞中自述在遼寧錦州參與了幾千例的現場器官移植手術。那是2003 年 5 月至 2008 年 6 月之間，王立軍任錦州市公安局局長，兼公安局「現場心理研究中心」主任。
「很多證據將其那些『醫學實驗』指向活摘器官。我做了大量研究去核實這些證據，比如王立軍的科研成果是可以提高移植成功率的化學製劑，可能是抗凝血劑，它會降低器官受體的免疫系統的排斥機率；那段時間，當地的死刑犯人數絕沒有幾千人，這些器官是從誰身上摘的？
西方新聞報導非常注重事實、證據。我們無法進入中國去調查這件事，因此我需要遵循一套新聞界認可的推理程序，站在公正的角度報導，讓讀者自己一步步地得出合理的結論，而不能強加記者的臆斷。」
《中國發生的活摘器官罪惡》系列報導發表了，以獨特的視角、詳實的證據和嚴謹的文風，當之無愧地獲得2012 年美國職業記者協會的褒獎。馬修淋漓盡致地刻畫出王立軍——一個從社會底層成長起來的混混，參與殺人、偷摘人體器官的罪犯，卻成為中共的官員、獲獎英雄。什麼樣的體制才能催生出如此怪胎呢？
2013年6月21日，美國專業記者協會在華盛頓DC國家記者俱樂部舉行2012年度「卓越新聞報導獎」頒獎晚宴。 （左起）英文大紀元主編John Nania與手持獎狀的馬修及其太太田甜合影留念。（Matthew Robertson提供）中美命運相連 深度報導關注民生
能為《大紀元》這份「唯一不受中共影響」的獨立媒體工作，馬修感到非常幸運：「我們的編輯有獨家消息來源，王立軍事件後，他們都能準確預測中國的局勢。說抓薄熙來後下一個是周永康，開始時我自己都不太相信，後來一一都得到證實。」
最近幾年，英文《大紀元》發展迅速，很多優秀記者和設計人員加盟。在 2014 年 4 月 4 日至 5 日舉行的年度紐約媒體協會會議上，《大紀元時報》英文版記者、攝影師和設計師榮獲十六項大獎。其中六個獎項是第一名，包括攝影、設計和廣告整體優秀的最高榮譽。記者費舒華（Joshua Philipp）和司蒂克（Zachary Stieber）分別獲得最佳專題和深度報導第二名。費舒華追蹤前紐約市審計長劉醇逸助手的審判和定罪，及劉醇逸跟中共的關係；司蒂克檢視紐約市地鐵系統，並將其與全世界大城市的地鐵相比較。
馬修目前正在進行的項目之一是通過美國的自由訊息法，獲得一些美國聯邦藥物食品局與在中國生產產品的工廠間的溝通內容，新聞從中找出中國製造產品問題的根源與美國的相應控制對策和解決方案。
「如果我不關心中國，不關心中國人民，我不會做中國新聞。我在英文《大紀元》的這些報導，沒有其他中西方媒體在做。而我覺得，中國人早晚要面對這段歷史，面對中共對中國和中國人民犯下的這些罪行。我有一種使命感：記錄這段歷史。這對中國和世界都非常重要，也讓美國的政府、社會組織、人民了解中國發生的事，才能更好地幫到中國人民。」
報導中國新聞的挑戰作為獲獎記者，馬修認為寫新聞的竅門就是「勤為徑」，「學 中文也好，做記者寫文章也好，唯一學習的方法就是做。 好比一個木匠做了一百個櫃子後，他就是一個非常優秀的工匠了。」
不懈的勤奮與堅韌的決心，幫助他克服報導中國新聞的一個個挑戰。他說這些挑戰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中西文化差異很大，政治結構不同，人們的思想觀念與思維方法更是不同。如何讓西方人明白中國的政治體制，看清中國社會問題的背後因素，是做面向西方讀者的中國新聞的最大挑戰。
同樣難度的是獲得訊息的來源。由於中國政府的訊息封鎖，很多相關訊息需要廣泛的搜索與平時大量的積累。對於網上的可能有幫助的訊息，必須隨時完整複製保留下來，因為這些網頁和訊息很可能馬上就被刪去。絕大多數從網上獲得的訊息也不能直接援引，還需要向對方求證。
記者這一行很多時候做的是調查性質的工作，無論做哪種新聞都是一樣的，但在中國新聞方面體現更突出。拿調查活摘器官來說，不僅要給西方這個領域的權威和醫生打很多電話，更要給中國相關部門打很多電話核實王立軍做過的事、獲得的獎等細節，很多時候要精心設計問題的角度，有時需要旁敲側擊，還要有耐心和恆心，不斷地嘗試，找很多資源反覆求證。（本系列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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