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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音」的產生，都是出於人類產生思想感情的心。由於受到外界事物的影響，人的思想感情產生了變動，就會用「聲」表現出來。聲非一種，其中有同有異。同聲相應，異聲相雜，於是產生錯綜變化。把這種錯綜變化的聲按照一定的規律表現出來，就叫做歌曲。
所謂「樂」，是由音所構成的，而其本源乃在於人心對於外界事物的感受。所以，人心有了悲哀的感受，發出的聲音就焦急而短促；人心有了快樂的感受，發出的聲音就寬裕而舒緩；人心有了喜悅的感受，發出的聲音就開朗而輕快；人心有了憤怒的感受，發出的聲音就粗獷而嚴厲；人心有了崇敬的感受，發出的聲音就正直而端方；人心有了愛慕的感受，發出的聲音就溫和而柔順。這六種聲音並非人們的內心原來就有，而是人們的內心受到外界事物影響才造成的。
禮樂教化人心
所以古代聖王十分注意能夠影響人心的外界事物：用禮來引導人們的意志，用樂來調和人們的性情，用政令來統一人們的行動，用刑罰來防止人們做壞事。手段雖然不同，但其目的是一樣的，就是要統一民心而實現天下大治。
古代聖王制禮作樂，為人們制定出節制的辦法：有關喪服、哭泣的規定，是用來節制喪事的；鐘鼓干戚等樂器舞具，這是用來調節安樂的；射鄉食饗之禮，這是用來規範人們交往的。用禮來節制民心，用樂來調和民性，用政令加以推行，用刑罰加以防範。禮、樂、刑、政，如果這四個方面都得到貫徹，也就具備王道政治了。
樂是從內心發出，禮是從外部表現。因為樂從內心發出，所以誠實無偽；禮從外部表現，所以文質彬彬。最高級的樂一定是平緩的，最隆重的禮一定是簡樸的。樂深入民心，就會消除怨恨；禮得到貫徹，就會消除爭鬥。古代聖王之所以能以謙恭禮讓就把天下治理得井井有條，正是由於禮樂在起作用。沒有亂民鬧事，諸侯歸服，兵革不用，刑罰不用，百姓無所憂慮，天子無所不滿，做到這一步，就表明樂已經深入民心了。
樂，體現了天地間的和諧；禮，體現了天地間的秩序。因其和諧，所以萬物都能融洽共處；因其秩序，所以萬物都有其差別。樂是法天而作，禮是仿地而制。禮的製作破壞了秩序就會引起混亂，樂的製作破壞了和諧就會導致偏激。弄清楚禮樂與天地的關係，然後才能制禮作樂。
重仁義棄私慾
凡是邪惡之聲影響於人，人身上的邪惡之氣就與之呼應；邪惡之氣成為一時的風尚，於是淫樂就產生了。凡是純正之聲影響於人，人身上的純正之氣就與之呼應；純正之氣成為一時的風尚，於是和樂就產生了。一唱一和，互相呼應。乖違與邪僻，彎曲與直正，各有各的朋類，這也就是說天下萬物都貫穿著這麼一條理：同類相應。所以君子就摒棄淫溺之情，以調和自己的心志，效法好的榜樣以成就自己的德行。邪惡的聲不聽，雜亂的色不看；惰慢歪邪的習氣，不讓它沾染身體。使耳目、口鼻、心靈和身體的各個部分都沿著正道，以履行其職能。
然後硯發為聲音，用琴瑟來伴奏；跳武舞時手執干戚，跳文舞時手執羽旎，用簫管來伴奏。這樣的樂就能夠展現至高道德的光輝，調動四氣的協和，從而昭示萬物之理。雖然樂器的色彩五彩繽紛，但卻井然有序。八音雜奏，但也不互相干擾；樂舞雖富於變化，但也像百刻計時那樣有一定之規。高音與低音相輔相成，十二律互相配合，或唱或和，或清或濁，輪番為主。所以，這樣的樂流行就能使倫類向善，耳聰目明，心氣平和，天下皆寧。所以說，樂是讓人快樂的。君子的快樂是得到了仁義，小人的快樂是滿足了私慾。用仁義來約束私慾，其結果是得到快樂而不會迷亂；只顧私慾而忘掉仁義，就會陷入迷惑而得不到真正的快樂。
樂是內心活動的表現。聲是樂的表現形式。文采節奏是對聲的修飾。君子從內心的感動出發，喜愛其表現形式，然後還要講究文采節奏。例如《大武》之舞，首先要擊鼓讓眾人做好準備，然後踏三次步表示即將舞蹈；一曲既了，再從頭開始，以表示第二次出兵才滅掉了商。舞到最後階段又整齊地回到原來的舞位。舞者步伐迅疾，但不慌亂；表情深刻，但不隱晦。整個舞蹈表現了只有武王能夠在其快意之時不忘仁義，完全地施行仁義以利天下，而不是為了私慾。因此，人們不但可以從中看到武王伐紂之事，還可以看出武王伐紂之義。觀看《大武》，君子會愈益增加其好善之心，小人也會藉以反省自己的過錯。所以說：治民之道，樂是最重要的。
中國人的智慧是來自於五千年的文明，學習古文化，是在尋找中國人的根。找回這些正統文化，才會有美好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