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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錢付「超生罰款」,福建農民持續13年在紐約尋求庇護

到紐約13年,在布魯克林打工的福建農民陳國輝還走在申請庇護的漫漫長路上。圖為從布魯克林區看曼哈頓日出。(記者戴兵/攝影)
到紐約13年,在布魯克林打工的福建農民陳國輝還走在申請庇護的漫漫長路上。圖為從布魯克林區看曼哈頓日出。(記者戴兵/攝影)
【記者張小清/編譯】多年來,中共的計劃生育政策都是不少來美尋求庇護者申訴的重要內容,不過,因無錢交「超生罰款」而獲批則很難。近日,半島電視台(Al Jazeera)英文網刊文講述了一位福建農民在紐約尋求庇護13年的故事。

2001年,陳宇輝(Yuhui Chen,化名)因「超生」被處以罰款,由於無法借到錢這筆罰金,他逃到了美國紐約,從此開始了尋求庇護的漫漫長路。

美國打工13年 庇護申請輾轉未果

1月底一個週一的清晨,氣溫只有零下7度,不少紐約人都囤積了食物,為氣象預報所說的大風雪做好了準備。在布魯克林日落公園華人居住區,52歲的陳宇輝走出與其他中國移民合住的房屋,迎著飄落的雪花,騎單車來到隔著兩條街的拉丁人聚集區。幾分鐘後,另外兩名工人也到了,三人開始清理一棟房子的雜物,直至下午6點多收工鎖門。

自2001年4月來到紐約,除了週日,陳宇輝每天的生活都是如此,同時,他也希望說服移民官,他有留在美國的理由,因為他遭受了中國獨生子女政策的迫害。他的案子已經從移民法庭轉到監督法庭,又轉到了上訴法庭。

陳通過翻譯告訴半島電視台記者,雖然他對案子也掛心,但比不上他在中國時面臨的各種壓力:「出去打工時,我還得擔心我的家人和要交的罰款,在這裡,這些負擔都沒有,這些累人的活也做得來。」

自上世紀90年代起,美國開始接收被「獨生子女政策」迫害而提出的庇護申請,此後這類案例的數量大增。近15年來,中國人一直是尋求美國庇護的最大人群,平均每年有8,500樁新案,佔同類申請的四分之一,其中很多和計劃生育迫害有關。

拒交「超生」罰款 親友支持偷渡

陳來自福建農村,在父親留下的三分地上種米菜,所得收成先讓全家吃飽再售賣,在80年代中期,年收入約1千元(人民幣,下同)。夫婦倆1988年生了長女,雖然當時政策允許他們五年之後再申請一個生育指標,但他們急於生兒子,兩年之後生下了次女。為了避開官員的罰款、恐嚇和強制絕育,一家人開始不斷搬家。

1993年,陳的妻子又懷孕了。「我太太整天躲在房子裡不敢出門,就是有菜販路過家門口,她也讓他們從窗口把菜遞進來。」在兒子降生後,他們回了一趟家鄉,準備在那裡過年。

一天陳回到家,發現妻子在流淚。她哭訴說,自己在房子旁邊晾兒子的小衣服時,正好一個鎮上官員路過,過了不久,她就被帶到醫院進行了強制絕育。「我太太說,她得找人照看一下孩子,但官員不理會。」

在與當地官員爭吵並被威脅送監之後,陳帶著全家逃離了家鄉,而超生罰款則累積到23,000元,包括兩個孩子的罰金13,000元,外加1萬元滯納金。一家人東挪西借、賣了電視,還差一大筆。陳說,超生官員不時上門來討要這筆罰款。

此時,有個朋友建議他來美國,「他告訴我,『如果你在美國得到政治庇護,中國政府就拿你沒辦法了。』2001年,陳籌到了5萬美金交給蛇頭把他帶到了美國。他說他在美國的親友願意借給他這筆錢,但是不願意借給他那筆罰款,「他們覺得如果我來了美國,我能掙錢還給他們,如果我待在中國,我就還不上錢」。

他們的想法沒有錯,陳在紐約的年收入約1萬美元,到2010年就把借款還清了。 這也是難以說服移民法官的地方。當他2001年入境美國被抓而提出庇護申請時,他的理由即是他拒絕執行計劃生育政策而面臨罰款。但移民法官最近一次拒絕他的申請時反駁說,十多年前他的親友就願意借給他錢,而且他來美國後也已經賺了很多錢。

窮困是否夠迫害 美法官自由裁量

那麼如何證明經濟困難是一種迫害呢?這實在不好講。陳的上訴法官最近表示,很難制定出統一標準以裁量經濟創傷是否達到迫害程度。那麼要獲得庇護,陳需要有多麼窮困呢?美國密西根大學難民與庇護法專家詹姆斯.海瑟威(James Hathaway)教授表示,必須有接近挨餓的證據。

海瑟威說,實際上美國的庇護法缺少清晰的尺度來界定迫害,多由法官自己掌握。而加拿大、澳洲、紐西蘭和很多歐洲國家參考國際法作為指導。「美國是唯一拒絕看國際人權法行事的發達國家。」

「中國再怎麼發展也沒美國好」

紐約2002到2011年間批准的17萬中國移民中,多達40%是以政治庇護或難民身分獲批,但最近兩年的人數則有所減少。據美國司法部統計,2013和2014財年,美國申請庇護者各少了30%和40%。

移民政策研究所律師和分析師契施迪(Muzaffar Chishti)表示,這和2012年紐約唐人街幫助中國人進行移民詐欺的一大批律師事務所被查封有關。另一方面,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不像過去那麼嚴了,也使得這類案子被拒者增多。

新美國研究基金會(New America Foundation)的計劃生育學者方鳳美(Mei Fong,音)正在寫作一本專著,她表示,「儘管政策有鬆動,但侵犯人權還是存在,其性質可能不同。比如說,強制墮胎和強制絕育可能減少了,但收繳高額超生罰款的現象還在繼續。」

陳宇輝每週都和身在中國的妻子通幾次電話,也夢想把她接到美國來。而她則會轉告他三個孩子,兩個小的都上大學了,老大在讀研究所。他說孩子的學費方面,他已經花了大約20萬人民幣。「如果我留在中國,我的孩子都不可能上大學,這也是我一直上訴的原因。」

當問及他認為自他出國以來中國變得怎麼樣了,他笑說:「我知道中國發展很快,但不管發展多快,中國還是沒有美國好。」他接著提到了美國老年人的醫療保險,還有法律制度。

在陳的案子進入第14個年頭時,他表示自己對案子能否贏不太樂觀。他知道分配給他的移民法官是最嚴格的。「如果我必須回國,我不會回到家鄉去。我會住到城市裡。」在那裡,陳說,他可以躲開追著他們全家的那些官員,而且工作機會更多。但他離開中國這麼久,也面臨著一些挑戰。「我比中國大部分工人都老了,所以找工作可能會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