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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曼基金會在其授獎公告中說：「楊繼繩具有開創性的書《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以法醫般的細節記錄了20世紀人類最大的災難之一的真正規模。它講述了毛澤東所推行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大躍進政策導致大約3,600萬中國人死亡，其中大部分人是被餓死，也有人死於酷刑和謀殺。」
其實，類似六十年代大饑荒這樣被中共蓄意掩蓋歪曲的人間慘劇還有許許多多，如果要寫成《墓碑》這樣的作品少說可以寫幾百部，而有責任有義務還原歷史真相的除了歷史研究者便是記者。撇開歷史研究者且不說，為什麼記者有責任有義務做這件事呢？因為就像楊繼繩所說的，記者是真相的記錄者、挖掘者和保衛者。但遺憾的是，在中國像楊繼繩這樣切實承擔起這個責任盡這個義務的記者卻寥寥可數。
那麼是什麼造成了中國記者在歷史真相面前的普遍缺席呢？首先當然是官方的高壓，是這種高壓造成的無所不在的恐懼。除此之外，記者自身良知與正義的匱乏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正如楊繼繩在演講詞裡所說，在中國，記者既是個卑鄙的職業，可以混淆是非，顛倒黑白，製造彌天大謊，欺騙億萬受眾；同時記者也是個崇高的職業，可以針砭時弊、揭露黑暗、鞭撻邪惡、為民請命，擔起社會良心的重責。記者既是個平庸的職業，可以回避矛盾，不問是非，明哲保身，甘當權勢的喉舌；同時記者也是個神聖的職業，可以胸懷天下，思慮千載，批評時政，監督政府，溝通社會，使媒體成為立法、司法、行政之外的第四權力。
記者既是個舒適而安全的職業，可以出入於宮闕樓臺，行走於權力中樞，燈紅酒綠的招待會、歌舞昇平的慶典，訪大官，見要人，春風得意，風光無限；同時記者也是個艱難而危險的職業，即便是在和平環境中，調查研究，探求真相，一旦觸及到權勢集團的痛處，不測之禍就可能隨時從天而降。是卑鄙還是崇高、是平庸還是神聖、是舒適還是艱難，全在於你怎麼選擇，而決定你怎麼選擇的關鍵則在於你有沒有良知和正義，有多少良知和正義。
楊繼繩不是不知道寫作《墓碑》這樣的書會給自己帶來什麼風險，但他並沒有因此退縮。這不僅是因為他「很熱愛記者這個職業」，更重要的是因為他一以貫之的對良知和正義的堅守。而許許多多楊繼繩的中國同行之所以不敢去觸碰被掩蓋歪曲的歷史真相，在很大程度上不正是因為良知和正義在他們內心已變得不那麼重要了，甚至消失了？在這個意義上，《墓碑》的價值不僅在於它揭示了六十年代大饑荒的真相，也在於它彰顯了一個記者應有的良知和正義。
今天的中國，仍然是謊言盛行的時代，不但舊的謊言還在繼續騙人，新的謊言也在被不斷製造出來；今天的中國，也是一個揭謊的時代，不但舊的謊言在被一個個揭露，新的謊言也在被一個個的拆穿。
正如楊繼繩所言：「我們不僅要記住美好，也要記住罪惡，不僅要記住光明，也要記住黑暗。讓人們記住人禍、黑暗和罪惡，是為了今後遠離人禍、黑暗和罪惡。」為了揭露更多的謊言，還原更多的真相，中國需要更多的楊繼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