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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戈巴契夫以50歲不到的年紀接任蘇共總書記，隨即展開經濟自由化、政治民主化改革，引導蘇聯走上多黨制、總統制。1990年當選蘇聯唯一一任總統，1991年8月歷經副總統亞納耶夫3天失敗的政變，大權旁落俄羅斯總統葉爾欽手中。戈巴契夫於當年聖誕節隔一天宣布辭去蘇聯總統職務，澈底瓦解蘇聯體制。
曾建元指出，戈巴契夫觀念轉變跟他接受的教育及推動共產黨改革有關。戈巴契夫是莫斯科大學法律系高材生，他的太太是他的同學，比他更洋派，對西方的價值基本上認同。他們接受教育過程有機會閱讀共產黨以外的資料，逐漸自我反省，觀念上已超越同一時代共產黨高幹。
由於蘇共前幾任總書記年邁，上任沒多久就過世，造成領導中樞動蕩不安，為穩定政局，選出當時最年輕的政治局常委戈巴契夫擔任總書記，於是給了戈巴契夫改革機會，但改革牽動黨內許多既得利益者，造成他們反撲。共產黨是老人政治，戈巴契夫年輕、位置又不穩，只有尋求共產黨以外的力量支持，訴諸民意是一個辦法。
曾建元說，戈巴契夫面對黨內強大壓力，為了突圍，決定修改蘇聯《憲法》、變動體制，推動總統民選。戈巴契夫改革路上，面對不停擴大的鬥爭，逼得他沒有回頭路，一步一步往改革方向推進。而共產黨認為戈巴契夫當上總統後，既得利益都垮掉了，他們是被犧牲、改革的對象，所以發動政變，希望阻止改革，最後是更激進的改革力量葉爾欽取而代之，利用政變順便解決共產黨、戈巴契夫。
俄國不成熟公民社會 塑造現代沙皇
關於戈巴契夫實施改革是否借重公民社會力量，曾建元表示，總統選舉就是借重公民社會力量。蘇聯過去的選舉是假選舉，候選人只有一個，選民也是靠動員，可是戈巴契夫時就不一樣了，他開放選舉。不過，俄羅斯的公民社會並沒成熟到一定程度，俄羅斯民主化之後，民主倒退、惡鬥，現代沙皇普亭趁隙而入。普亭是KGB特務出身，一下當總統，一下當總理，換來換去都是他。他在俄羅斯年輕人中獲得很高的聲望與支持，可是普亭對付政敵卻採特務手段，對待鄰國如烏克蘭邊境問題，則用非常強悍的軍事手段。
曾建元說，俄羅斯民主轉型之後，公民社會並不成熟，因此出現了普亭這種人。公民社會的表現是多元、有自治能力，有不同志向、不同領域，人民會自己組織起來，自己關心的議題自己處理；當社會缺乏多元與自治能力時，社會問題就會期待國家解決；國家官僚體系有時很糜爛，就會期待強而有力、英明領袖領導政府解決問題；如果公民社會不成熟，就很容易產生強人崇拜，這就是俄羅斯今天的狀況。
遵循三民主義 蔣經國還政於民
對於蔣經國放棄威權統治轉向民主，曾建元表示，跟國民黨的意識型態三民主義有關。三民主義主張國民黨建國要經過軍政、訓政到憲政三個程序，國民黨在建國過程中，扮演以黨訓政、以黨治國角色。國民黨要教導人民怎樣實施民權，怎樣當自己國家的主人，等到人民都學會選舉、罷免、創制、複決等公民權利，國民黨要還政於民，國家要進入憲政之治。
「哪怕是兩蔣的白色恐怖，他們最終也是要還政於民」。曾建元說，按照三民主義意識型態，以黨治國都是暫時的，因為國家發展條件還不足，需要國民黨承擔更多的責任，可他們知道當社會有能力時，國民黨要還政於民。三民主義並沒有賦予黨國領袖那麼高、那麼大的權力，還是會制約蔣經國的作為，他不會家天下，也不會當永遠的總統或獨裁者。國民黨的意識型態，也不容許他這麼做。
曾建元指出，蔣經國領導台灣的時代，台灣外交出現危機，台、美斷交，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當時在美國的台獨勢力，遊說美國國會通過《台灣關係法》，當中有一條文，美國有義務繼續提供軍事協防台灣，防止共產黨消滅台灣，前提是台灣2千萬人民的人權，也就是台灣必須是保衛人權、維護普世價值的民主國家。
美國駐台代表李潔明見蔣經國，蔣經國對李潔明提出保證，台灣會堅守民主陣容、邁向民主，希望美國繼續給台灣軍售、支持。蔣經國很聰明，他知道如果要讓國民黨政權、中華民國持續下去，只有走向民主，美國才會支持台灣，在政治、經濟、軍事上才能抵擋共產黨侵略，這也是蔣經國選擇民主很重要的動機。
至於台灣公民社會蓬勃發展是否與國民黨教化有關，曾建元表示，國民黨雖有白色恐怖，但如果與共產黨相比，國民黨好多了。台灣人民從小讀的課本（包含三民主義）中都提到民主、人權、法治、選舉、兩黨制。只是因為共產黨要顛覆台灣，為了反攻大陸、動員戡亂，所以實施戒嚴。可是國民黨終極價值是民主，是多元民主、自由民主、選舉民主，要有反對黨、兩黨政黨競爭，不是國民黨一黨獨大，然後人權、法治，遵守《憲法》。國民黨盡管實施威權統治，可是並沒放棄它的價值，這點勝過共產黨。
加速中國民主化 在上位者必須除三害
對照戈巴契夫、蔣經國，中國要民主化，除了靠公民社會力量，在上位者的觀念願意轉變的話，是不是可以加速民主化？曾建元表示，黨國體制是金字塔型權力結構，權力一層一層往上集中，黨國領袖掌握所有政治、經濟等各種資源，在國民黨就是主席或總裁，在共產黨就是總書記。他既然掌握這麼多的資源，他要做什麼都可以，他要把共產黨推翻都可以，就像戈巴契夫一樣，或推動局部性、漸進式改革，像李登輝一樣，他都做得到。
曾建元說，黨國領袖有絕對的資源與絕對的權力，黨會聽他的，不聽的話他可以利用黨器或非常時期國家統治手段，把政敵幹掉。黨國領袖要有良心、理想，一個人要放棄既得利益不太容易，如果願意放棄，改革就很快，如同小時候讀過的寓言周處除三害，周處打蛟龍、猛虎，老百姓說地方上的惡霸還沒除掉，周處才知原來壞蛋是他自己，於是周處改過從善，天下就太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