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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顧世界，凡是有律師的國家，律師的地位很受尊重和保護的。律師如果犯罪，通常只是極其個人的行為，比如「偽證罪」、「受賄罪」等等，律師的所有據理據法的同法官「抗爭」之事，全部是法庭中應有的工作，至於舉個牌子，發個聲明，也不過是一種表達意見的方式，文明社會中司空見慣的日常現象。
在文明法制國家，律師是保障法律實施的公正、防止濫權冤判的重要制衡角色。雖然裁判的最終權力在法官，律師的辯護也未必必須採納或完全採納，但是乾脆把律師抓起來，毫無疑問是所謂法制社會撕下法制偽裝的專制權力的暴怒所致。
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根本用不著律師，整誰不整誰，全是掌權者的意志判斷。法場兩極化：判官和罪犯，第三種意見沒有空間，一般觀眾也必須支持「法官」對「罪犯」的任意「審判」，如果誰為「罪犯」辯護，那就成了「罪犯的同夥」，拉來一起治罪。許許多多共產黨幹部，威風凜凜痛痛快快地整人、殺人以後，哪天時運倒轉自己倒霉成了「罪犯」，也沒有人為他辯護，抱著滿肚子的委屈命赴黃泉者無計其數。「文革」則是這種現象登峰造極的大表演。
「文革」後，中共搞「改革開放」建設「社會主義文明」，包括恢復律師制度，有的案件也裝摸作樣地「指定律師」為某些重要「罪犯嫌疑人」辯護。但即便「公開審判四人幫」，也沒有見到律師是如何為「四人幫」辯護的，如果公開，那一定很熱鬧。
中共提出「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的法制原則，多年來健全法律規章的同時，培養了大量律師，那為何又突然運動式整肅律師呢？那是中共「兩極化」統治思維或者本質所決定的。中共本來以「統治者」自居，其他人等就是「被統治者」，怎麼能夠容忍「為民請命」的代言人律師來和統治者「對搏公堂」呢？如果是私人之間或者經濟糾紛，律師還能夠發揮一番作用來為「被告」或「犯罪嫌疑人」辯護，如果涉及到背後的權力背景，則只能幕後交易為主，如果沒有「匡扶正義維護公正」的社會責任，僅僅把律師當作一行賺錢謀生的職業，這樣的律師很快就適應這種社會運作「潛規則」，乃至製造了「白天和法官對搏公堂，晚上和法官一起嫖娼」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本質型笑話。
但也有一部分律師（主要是人權律師）把這個職業看成了「匡扶正義維護公正」的社會責任，在審理案件中堅持「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的法制原則，據理據法抗衡法官，讓法官及其背後的權力網絡難堪、惱怒，進而把真正的律師（被叫做「死磕派」）作為權力障害來排除。早幾年薄熙來在重慶對北京律師李莊的陷害，即為典型案例。
不幸的是薄熙來的業績被發揚光大，個別律師的遭難變成了一大批律師的同時遭難，不難尋找到高層思維的變化。
改革開放面對世界的中共，長期要考慮「維護專制」和「修飾文明」兩個對立要素之間的平衡，在這種猶豫和模糊的階段地帶，一些正義的維權律師在成長，他們常常堅持「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能言善辯、邏輯嚴密，把法官駁成了小丑，同時民望大增。而法官是中共專制的公開代理，長此下去中共專制權威江河日下，由於這種岌岌可危的危機感，中共顧不得許多，再來一次「整肅運動」，無疑是高層的統一部署。
法官（包括公檢）、被告（犯罪嫌疑人）之間加進律師（監視法律實施）的三角鼎力，本來是維護法律公正實施的平衡原則，說到底，也就是民主政治「三權分立，互相制衡」的縮小版或雛形。如果長期任其下去，等於民眾得到民主化訓練而民主素質提升，這本來是中國社會進步的好事，而被中共專制當局攔腰斬斷，認真的律師被迫害，偽律師（和法官一起嫖娼、分贓的律師）則在中國大行其道，法制前景堪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