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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現五大新矛盾 習政治局定調財政貨幣政策

大陸學者8月31日刊文披露,人民幣滙率風險是中國經濟最大的風險。(大紀元資料圖)
大陸學者8月31日刊文披露,人民幣滙率風險是中國經濟最大的風險。(大紀元資料圖)
【記者李凡/綜合報導】六中全會剛結束,習近平即召開政治局會議,聚焦經濟問題,定調財政與貨幣政策;國資委新設三大監督局,啟動國有資產監督體制改革;親習陣營媒體公開談論大陸經濟出現五大新矛盾。跡象顯示,六中全會之後,經濟領域整頓成為習當局的重點動作之一。

習召開政治局會議 定調財政貨幣政策

10月28日,六中全會結束次日,習近平召開政治局會議,分析研究當前經濟形勢和經濟工作。

會議承認,大陸經濟走勢繼續分化,地區、產業、企業之間增長情況差異較大,經濟運行中的矛盾和問題仍然較多。

會議強調,要有效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保證財政合理支出;要堅持穩健的貨幣政策,在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的同時,注重抑制資產泡沫和防範經濟金融風險;要落實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各項任務,抓緊完成年度重點改革任務。

此前,北戴河會議前夕,7月8日,習近平主持召開經濟形勢專家座談會,強調推進「供給側改革」。

國資委新設三大監督局 啟動監督體制改革

六中全會結束當天,10月27日,中共國務院國資委宣布,改革國有資產監督體制機制,充分發揮監事會作用,在國資委新設三大監督局,組織開展國有資產重大損失調查,提出相關責任追究的意見建議;建立「監督報告、協調處置、領導決策」三大監督平台,加強對企業財務、內部控制、企業重大決策、運營過程中可能涉及國有資產流失的事項展開監督檢查。

據報,國務院國資委代表國務院履行出資人職責的103家中央企業,除上海貝爾外,全部派駐了監事會。過去3年,監事會累計實地檢查中央企業及重要子企業5,684戶,談話20,679人次,對53家企業的部分項目開展境外國有資產檢查,揭示企業各類問題和風險12,226項,向國務院和國資委報送各類報告1,362份。

有分析指,國資委是效仿中紀委的垂直管理模式,直接將「監事會制度」一插到底,已經規定到「一事一報」的程度,力度之大堪稱前所未有。

7月14日,中共國資委召開媒體通氣會,宣布國企改革試點名單。其中,神華、寶鋼等7家央企開展國有資本投資公司試點,中國建材和中材集團等3對企業開展企業兼并重組試點。

今年5月,李克強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痛斥有些央企國有資產幾乎被「啃光」。對於國企改革難以推動,有微信公眾號發文指李克強震怒。

中共江派等利益集團壟斷中國的經濟命脈長達二十多年,央企和國企幾乎成了江派利益集團的搖錢樹。習近平當局推動的國企改革,其實就是在收回江澤民集團的錢袋子,一直遭到江派利益集團的強烈阻擊。

財新網揭中國經濟出現五大新矛盾

10月27日,親習陣營的財新網發表瑞穗證券亞洲公司董事總經理、首席經濟學家沈建光的文章《中國經濟出現五大新矛盾》。

文章稱,在前期保增長政策的支持下,特別是房地產市場大幅反彈的帶動下,前三季度中國經濟有明顯企穩的態勢,然而,不得不擔心的是,當前經濟運行似乎又出現了一些新的矛盾,‎不少方面與年初「一去三降一補」任務有所背離,值得引起警惕。

矛盾一:房地產政策調整與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

房地產關聯著消費、投資與地方政府收入,是今年經濟反彈的重要支持,一旦出現反轉,財政空間會受到制約,僅靠基建能否支撐明年經濟增長存在不確定性。

矛盾二:兆新增貸款與去槓桿。

今年9月新增貸款超出預期,達到1.22兆元,創下了單月新增人民幣貸款的最高紀錄。中長期貸款增長1.02兆元中,居民中長期貸款高達5741億元,主要投入房地產市場。房地產市場火爆與加槓桿相伴,當前房企整體負債率已達76.9%,各類理財產品繞道進入房地產市場更進一步推升了居民與房地產企業槓桿率。

矛盾三:資產價格與匯率走勢。

從金融因素來看,預期今年12月美聯儲加息以及國內資產價格的高企,都使得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短期承壓。國內方面,注重防範資產泡沫,避免樓市、匯市、債市、股市風險交叉感染,是當下穩定金融市場以及人民幣匯率的當務之急。
  
矛盾四:生產品價格、房價上漲與通脹預期。

9月CPI同比上升1.9%,受天氣因素影響變動幅度較大的食品價格對CPI的上升推升明顯;而隨著房價的上漲,房租也水漲船高同比上漲2.7%。9月PPI同比上升0.1%,結束了54個月的連續下降,重回通脹區間。未來通脹一旦高企,會制約政策空間,需要保持關注。

矛盾五:大宗商品價格攀升與去產能。

截至10月24日,國內市場的鋼材和煤炭價格比年初分別上漲了32%和55%以上,比6月底上漲了13%和41%。發改委也由於擔憂冬季煤炭供應不足、價格過快上漲,轉而要求先進產能進一步釋放。供給抑制對當前需求回暖、產量不足、價格上漲形成制約,未來去產能政策何去何從是個難點。

文章稱,高槓桿持續、房地產資產價格泡沫化、通脹預期隱憂等新現象值得關注,需要未來政策更加向防風險與推動結構性改革傾斜,特別是國有企業改革、財稅體制改革要有所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