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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三年半 闖出中共魔窟

2016年,鍾小玲(中)在加拿大魁北克省語言學校學習法語。(鍾小玲提供)
2016年,鍾小玲(中)在加拿大魁北克省語言學校學習法語。(鍾小玲提供)
【記者葉蓁/報導】2008年4月8日,看似平凡的日子,卻讓鍾小玲遭逢生活的巨變。這天上午,家在廣東省珠海市的鍾小玲和母親走進超市,選購幾款打坐用的坐墊和一包打印紙。買單時,她母親拿出一張五元紙幣,收銀小姐拿來一看,臉色變了。

那張錢上面有「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的字樣,是一張「真相幣」。

收銀小姐最後收下紙幣,為鍾小玲母女結帳。她們轉身坐電梯下樓,鍾小玲就被一個便衣警察和兩個保安堵截。便衣掏出工作證,說自己是警察,懷疑她包裡裝有法輪功的資料。他打過一通電話之後,將鍾小玲強行綁架。

因五元錢被判三年

鍾小玲說:「自從99年以後,我堅持修煉法輪大法,先後遭到10次以上的迫害,被軟禁、拘留、送洗腦班『轉化』。這次是最嚴重的一次。」

因為兒女在外,家裡又寬敞,每逢週末,鍾小玲都會冒著風險,為附近的法輪功學員提供集體學法、交流的環境。每次家裡都會有10幾人,最多的時候30多人。她還在家做法輪功真相資料,置辦一系列設備。她說,自己一直是當地公安重點監控的對象。

據明慧網報導,2008年8月6日,珠海市法院對鍾小玲非法開庭;2009年5月22日,珠海香洲區法院非法宣判對她處以三年有期徒刑,她被送到廣東女子監獄。因為印著真相的五塊錢,鍾小玲遭到修煉法輪功以來,最嚴重的一次非法迫害。

她回憶,在監獄裡,警察不讓她睡覺,逼迫她看誹謗大法的錄像、資料,還有24小時的包夾監控。期間,鍾小玲在看守所也待了一年多的時間,條件更是艱苦。她睡在靠近廁所的地上,一塊地膠板就是她的床。「我們吃不好,睡不好,每天還要高強度勞動。」她早晨5點多就得起床做手工花,連做10幾個小時,直到下午才得片刻休息,完全沒有機會學法、煉功。

為什麼不放棄修煉

早年離異,獨自拉扯大一兒一女的鍾小玲,十幾年默默承受著生活的巨大壓力。因為信仰法輪功,她隨時可能被抓、被迫害,更是過著提心吊膽的生活。是什麼讓飽經風霜的她勇於面對生活的磨難,並堅定修煉法輪功呢?其實在1998年修煉大法之前,鍾小玲是個幾乎對人生絕望的女子。

鍾小玲是位教師,工作穩定,但婚姻的變故,一度讓她感到消沉無助,對前夫以及其父母充滿了怨恨。經朋友介紹,她有幸接觸法輪功。當她打開《轉法輪》,看到師父照片的一瞬間,莫名的親切感湧上心頭。鍾小玲淚流滿面,感覺好像在哪裡見過師父。接著,她一口氣讀完了《轉法輪》,對人生的態度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她說:「我明白了做人的真正目的是返本歸真。人是有前世今生的,我和前夫的恩怨,也許是善惡輪報的循環。」她表示,如果她一直生活得幸福美滿,壓根就不會想接觸修煉的事。或許她這輩子受的苦,正是苦其心志,讓她看淡人生的得失,追尋人生的真諦。

從此,她按照「真善忍」的標準要求自己,修煉心性,對前夫一家人也無怨無恨。逢年過節,或者是孩子放假,她就帶著一雙兒女去前夫家裡團聚。她還給「公公」「婆婆」買生日禮物,跟他們講修煉法輪功的益處。「公婆」沒有女兒,都歡喜地把她視為親女兒。有次他們一起散步,鄰居問鍾小玲是誰,他們就說:「是兒媳婦!」鍾小玲說:「直到今天,他們都認我這個不是兒媳的兒媳。」

自從走進大法修煉後,鍾小玲從根本上轉變了為人處世的態度,重新振作起來。因此她非常珍惜得法的機緣,無論遇到任何苦難,她都不會放棄修煉大法。

2011年4月,鍾小玲出獄,但她並沒有擺脫當地公安的迫害和監控。每個月她被強制要求去居委會「匯報」,哪怕是回老家、找工作之類的日常事務。每隔幾天,這些人還以「關心」的名義,到她家去「觀察」。鍾小玲說:「我每天都處在隨時被警察抓捕的恐懼中。」

然而,鍾小玲擔心的事情再次發生。2012年6月,鍾小玲北上石家莊打工。因臨近「7.20」敏感日,她又被珠海公安與610人員跟踪。7月9日,鍾小玲連一件換洗的衣物都沒有,直接被送進了臭名昭著的三水洗腦班(對外掛名:法制學校),直到9月28日才獲自由。

有驚無險的出逃之路

經歷了無休止的騷擾與迫害,鍾小玲無法正常工作,為了支付女兒的大學學費,她先後變賣三處房產,幾乎到了山窮水盡的境地。失去了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環境,更不能自由地修煉大法,鍾小玲感到身心俱疲。她不僅對中共政府絕望,便下定決心,一定要闖出國門,到一個自由民主的地方,向全世界揭露中共的惡行,還法輪大法清白。

作為中共監控的重點對象,鍾小玲無法在大陸順利辦理護照、簽證等出境手續。2013年春,她從南方某城市出發,走上一條有驚無險的逃亡之路。

鍾小玲隨身只有一個背包,裡面裝滿了被迫害的證據,包括逮捕證、釋放證、判決書、起訴書等。一路上,鍾小玲坐過大巴、摩托車,甚至要徒步翻越高山。她回憶:「我是白天爬山,起碼能看得見,但真的太艱辛了。」她說,很多人都是在晚上爬山,不敢打燈,摔傷是常有的事。

與跋山涉水的辛苦相比,鍾小玲最擔心的是過邊卡。雖然有當地嚮導帶領,但是鍾小玲沒有護照,一旦被發現就有可能被遣返,面對更嚴酷的迫害。

鍾小玲住在一家華人開的私家旅店裡,平時除了到餐廳吃飯,就把自己關在客房裡學法、煉功。鍾小玲曾一度與負責營救的朋友失聯,身上沒有太多的現金,支付當地的餐費、話費都很困難。她說:「如果不是堅修大法的信念支持著我,我是熬不過來的。」
  
除了克服內心的恐懼、煎熬感,鍾小玲還要時時處處注意安全。大約1個月後,鍾小玲幾經周折,終於抵達曼谷。
2016年,鍾小玲來到加拿大。(鍾小玲提供)2016年,鍾小玲來到加拿大。(鍾小玲提供)

黑暗的牢獄生活,嚴密的監視手段,還有經濟與人權的雙重打擊,讓鍾小玲看清了中共本質。她不願再默默承受,選擇赴海外發聲,尋求它國庇護,勇敢地闖出一條重生之路。她幾經波折,在2013年春抵達泰國。 

申請難民的漫漫長路 

一到泰國,在當地法輪功學員的陪同下,鍾小玲就到聯合國難民署申請難民身分。鍾小玲寫一份簡單的自述材料,包括姓名、國籍、聯繫方式、尋求庇護的原因等基本情況。之後,鍾小玲就著手準備完整的庇護申請材料,等待面談通知。次年的8月,鍾小玲的難民證批下來了。 

在泰國,難民證是一張薄薄的紙,有時沒有實際的保障。由於當地政府不許難民長期滯留境內,不能打工、上學,一旦被警察發現就會移交移民監。因此,像鍾小玲這樣的聯合國難民,他們最終的期望是盡快被安置到第三國,成為一名自由、安全的合法公民。
 
在拿到難民證的4個月後,鍾小玲獲得安置面談的機會;約1個月後得到通知,可以被安置到加拿大。又過了一年多的時間,鍾小玲在2015年底面見移民官。2016年的一個秋天,她得以離開泰國,踏上魁北克的土地,成為加拿大的永久居民。 

在泰國期間,人生地不熟的她,常常迷路,加上語言不通,每次都需要聯繫當地法輪功學員幫助翻譯;她隨身帶的生活費早早就花光了,必須依靠國內兒女資助才能維持生活。鍾小玲還透露,大家的生活都很拮据,花銷非常節儉。比如買菜,她們經常等到快收市的時候才去購買;每天做一次飯當兩餐吃,吃不完的就留到第二天做稀飯。她說:「對所有人來說,漫長的等待過程都是很煎熬的。」 

是難民也是講真相義工 

在等待難民身分、安置第三國的期間,鍾小玲不敢虛度光陰。她時時記著為信仰發聲的使命,全身心投入到揭露迫害、講真相的志願工作,讓她始料未及的是,中共的黑手竟然伸向這個以信仰佛教而聞名的國度。 

起初,鍾小玲聽學員介紹,有位70多歲的林媽媽,是位泰國籍的台灣人,已在泰國生活40多年。她風阻無阻,長期堅持在泰國中領館前講真相,包括煉功、拉橫幅、派資料等。老學員的故事感動了鍾小玲,她覺得這是自己義不容辭的責任,便立刻投入中領館前的講真相工作,和林媽媽等學員一同為法輪功發出正義的呼聲。 

她說:「警察要求林媽媽每次活動人數不能超過5人,我們一般都是3個人。早上7點半出發,10點左右正式開始。我們把橫幅掛好後,兩個人煉功,另一人發真相材料。」 起初活動中,三天兩頭遭到陌生人搗亂,搶橫幅、傷人。 

鍾小玲回憶,那幾人都是身形瘦小的年輕小伙子,看樣子很像吸毒的小混混,其實都是被中共花錢買通的「黑手」。每次搗亂,他們都是突然出現,突現消失,搶走橫幅就去領錢。 

她記得,一天中午她去收橫幅,疊好後正準備放進包裡。忽然兩個小混混騎著摩托車飛速開過來,伸手去奪,她本能地全力攥緊橫幅。她說:「橫幅上的尼龍繩子非常結實,我抓在手裡,就像被鋸子割到一樣。」她的手被繩子劃破了,還是不肯鬆手,最終由於力氣小,她只能眼睜睜地看著珍愛的橫幅被那人搶走。 

除了每週3天去中領館講真相,剩下的4天鍾小玲會到著名景點派發真相資料。 
2014年,鍾小玲(左一)在泰國中領館前參加「720」活動。(鍾小玲提供)2014年,鍾小玲(左一)在泰國中領館前參加「720」活動。(鍾小玲提供)

鍾小玲說:「你在泰國煉功沒人干涉,但去中領館或者大皇宮、芭提雅這樣的景點講真相,就會遇到警察騷擾。」因為他們知道大部分法輪功學員沒有身分,經常以「非法滯留」的名義抓捕。 

在2014年9月11日的中領館前,林媽媽在內的7位學員被移民警察抓捕進移民局。林媽媽因為有公民身分被當場釋放,其餘人都收押在移民監,依靠海外學員的呼籲營救,才陸續轉至第三國安置。 

鍾小玲卻從不閒著,當得知「全球電話組營救平台」缺人手,她毅然報名參與。這是一個由海外法輪功學員自發組成的志願團隊,義工中有的生長於自由社會,有的在大陸飽受中共殘害,輾轉來到海外定居。他們密切關注大陸學員被迫害的情況,堅持不懈地向大陸政府、公檢法機構官員撥打電話,講述法輪功真相,要求停止迫害。 

這項志願工作,鍾小玲堅持至今。雖然她記不清給誰撥打了第一通電話,但是那種緊張感卻銘刻於心。她說:「我在被綁架時,也跟警察面對面講真相,但是打電話講真相還真沒做過。」怎麼開場,怎麼找到切入點,怎麼在對話中保持平和理性的態度,都是鍾小玲面對的挑戰。 

一開始拿起電話,她就手腳冒汗,語無倫次。碰到對方謾罵的情況,委屈、憤怒、仇恨等負面情緒一齊湧上心頭,更讓她頭腦一片空白,不知道怎樣繼續。 

後來,鍾小玲逐漸穩定心態,尋找適合自己的方式。每當接到一個案子,她不會馬上撥電話,而是先上網查找這個迫害單位是否有新聞曝光。「我會蒐集那個單位的官員迫害學員而遭惡報,或者保護學員而得福報的例子,在電話裡告訴他們的同事,讓他們知道善惡有報就在身邊。」 

比如她給瀋陽法院、檢察院等部門打電話,會告訴他們,瀋陽市沈北新區法院的法官鄂安福,曾於2001年冤判五名學員3至8年的重刑,十年後他因腦出血死亡,臨終前不斷叮囑家屬「快去找煉法輪功的!」並懺悔自己的惡行。還有瀋陽司法局局長韓廣生,因目睹中共迫害法輪功的罪惡而對其徹底絕望,曾釋放100多名學員,後到加拿大尋求庇護,同時得到海外學員的作證支持。後來她再打電話,對方都會說,他了解的情況比她還多,也明白該怎麼做了。 

鍾小玲表示,因為自己也曾遭受迫害,面對中共政府官員,難免心懷怨恨。「慈悲能溶天地春(《洪吟二》)」,這是她在修煉中學到的一句箴言,教會她逐漸放下仇恨。她體悟到,那些大部分官員受到江氏集團的謊言蒙蔽,昧著良心參與迫害,也是可憐的受害者。「當你能調整心態,慈悲與威嚴同在時,真的可以感動他們。」 

與遼寧勞教所一位科長的兩次對話,讓鍾小玲記憶猶新。第一次,鍾小玲對他說:「如果你們那裡有被關押的大法弟子,希望你善待他們。」她又講了很多大法真相,對方一直靜靜地聽。最後她說:「希望你能把我講的真相告訴家人,讓他們認清中共本質。過年的時候,我再給你打個電話,向你拜年。也希望你的家人願意退出中共組織,我可以幫你們『三退』(退黨、團、隊)。」 

到了大年初一,鍾小玲信守諾言,第二次撥通科長的電話。科長知道是她,趕緊地說:「我們全家都退了!」鍾小玲非常感慨:「我撥打很多電話了,能聽出來,他是發自內心的高興。」講真相、三退的使命都已完成,鍾小玲就說:「既然你們都退了,我就放一首我們學員的歌曲吧,《思故國》,祝你闔家新年快樂。」科長馬上回答:「好,不過我手機沒電了,你放吧,我能聽多少聽多少。」結果,這位科長聽完了整首歌曲,對鍾小玲的兩通電話充滿感激。 
2016年9月21日,鍾小玲來到加拿大。(鍾小玲提供)2016年9月21日,鍾小玲來到加拿大。(鍾小玲提供)

酷寒的加國卻讓她倍感溫暖 

在營救電話組的工作漸入佳境,時間似乎也變得快一些。鍾小玲於2016年秋來到了加拿大魁北克省。「我從沒見過這麼漂亮的楓葉!」這是新城市帶給她的第一印象。雖然魁北克的氣候與廣州、曼谷相比寒冷許多,但是當地政府的關懷讓她感到無比溫暖。 

鍾小玲說:「我一到加拿大,就是合法公民了,之前所有關於身分的擔憂都沒有了。」不僅如此,當地政府還集中安置新移民,提供外語學習,第一年還有維持生活的補貼。她由衷地說:「我就像到了天堂一樣,跟在泰國的生活完全不一樣。我不知道該用什麽語言表達現在的心情。」 

回顧這段流亡之路,苦盡甘來的鍾小玲百感交集。她說,因為堅持修煉,房子沒有了,工作沒有了,為了躲避迫害而背井離鄉,如今孑然一身,「可以說我什麼都沒有了」。但是她也說,正因為有緣修煉法輪大法,她明白了人生的意義、生命的歸宿,她的內心是充實而感恩的。「其實我損失的都是身外之物,但我得到的卻是花多少錢都買不來的。」 

目前,還有一大批從大陸逃出來的法輪功難民滯留泰國,過著沒有經濟來源、沒有人權保障的生活。鍾小玲是他們當中幸運的一員,她非常感激加國政府為她做的一切,也希望加國政府能夠盡快安置其他學員,讓他們也過上正常人的生活。同時,她也為泰國的同伴打氣:「做好我們該做的事,等待光明的那一天。神會保佑善良的人。」 

附: 
鍾小玲披露,2012年,她在石家莊被珠海公安與610人員跟蹤並綁架,主要參與迫害者有珠海市香洲區610頭目陳旗和香洲分局國保大隊副大隊長賴海忠(10多年來參與迫害法輪功學員)。目前,陳旗、賴海忠等人還在非法綁架起訴江澤民的法輪功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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