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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一位名叫田貝肯（Sabriye Tenberken）的德國姑娘懷抱著給西藏盲童帶來學校教育的志向，騎著馬來到西藏。但官僚主義的阻撓，籌集資金的困難、懷疑和反對，使她遇到了難以想像的阻力，但她仍然堅信自己能做到。
田貝肯出生時就有退化性視網膜疾病，12歲時完全失明。失明之前的日子裡，她能夠分辨面孔、顏色，看到風景，但她的視力高度受損。她的同學開始嘲笑她。田貝肯努力地和視力正常的兒童一樣行事，來掩蓋自己的失明。
回憶往事時，田貝肯說：「不接受我的失明是可悲的。直到我接受了我的失明，我才開始生活。」
田貝肯轉學到盲人寄宿學校，在那裡她學習文化課和盲文，也學習騎馬、游泳、激流泛舟，最重要的是學習自力更生的能力。「突然，我成為大眾的一員，我有了朋友，我感到平等和快樂。我想，好吧，我可能眼睛瞎不好看，但我有頭腦，我可以做事情。」
田貝肯後來在波恩大學學習中亞研究專業，她是3萬名學生中唯一的盲人。教授試圖勸阻她不要學習複雜的藏語。盲文中沒有藏文。
由於藏人使用聲音拼寫系統來記住他們的語言，田貝肯於是發明了將藏語翻譯成盲文的方法。她還幫助設計了一個軟體系統，能夠將藏文轉換成印刷的盲文。
「我是為自己開發了這個系統」，她說，「但是當我意識到西藏的盲人也可以從中受益時，我想到把它帶到西藏，創建一所學校。」她的想法被幾個開發組織拒絕，於是田貝肯決心自己實現這一項目。
1997年，26歲的她獨自前往中國，參加中文強化課程，然後前往西藏。在那裡，她了解到，西藏260萬人口中3萬是盲人，約為全球平均比例的兩倍。西藏的主要致盲原因是海拔高，從而使太陽紫外線的強度對未受保護的眼睛造成損害。
田貝肯決定前往偏遠的農村地區，傳播她的教育理念，評估那裡的盲童情況。她與三個支持她的同伴，其中兩人是藏民，騎馬穿過高山河流，走訪村莊。
村民看到田貝肯騎著馬來，最初不敢相信她是盲人。田貝肯說服村民相信，盲童也可以和她一樣學會騎馬、閱讀和寫作。一位父親驚訝地告訴她，「妳說的學校前景對我們就像一場夢。」
1998年，田貝肯在西藏首府拉薩創立了第一所盲童學校。她自費提供2萬美元創辦學校。她花了大量的時間申請補助金，到處從私人那裡籌集資金。雖然這個項目已經有了國際知名度，學校每年接待近5000名好奇的遊客，但捐款往往不多。
「人們不給我們錢的主要原因是我們不會假裝可憐來籌集資金。」田貝肯認為，讓學生表現得很可憐只是加深了社會對他們的偏見。「我們知道，如果人們對你感到同情，你會得到資金，但對你的認識就不會改變。」
田貝肯說：「在我失明後我不能騎自行車，不能從遠處認出朋友，或看到顏色，為此我難過了很長時間。我後來決定專注於我能做什麼，而不是我不能做什麼。作為盲人有什麼優點，是我對西藏學校學生提出的一個問題。
「起初，會有長時間的沉默。沒有人這樣問過他們。但是，回答聲音漸漸傳來，『我的記憶比我有視力的朋友好得多；我可以在黑暗的晚上讀書；我來到這所學校上學，現在我可以用三種語言閱讀和寫作。』
「對我來說，花了很長時間，有兩三年，來感受目盲這一禮物。我真的可以專注於對我重要的事情。我可以更清楚地與人溝通。我成了一個問題解決者。我必須解決自己的問題，並成為其他人和社會問題的解決者。我的想像力變得更加強大。
「人們有這樣的想法，就是目盲代表黑暗。但我從不知道有任何盲人說他們的內心世界是黑暗的。通過想像力，我們的世界變得更加豐富多彩。 」
田貝肯說，當學生第一次來到學校時，他們對學習和參與學校活動很抗拒。 「他們說，『我看不見，做不了。』但是當他們看到其他孩子很努力地學習時，他們就改變了想法。學生們互相幫助，不是被動地等待被告知要做什麼。」
田貝肯微笑著說：「這就是我的願望。我從來不想只是作為一個西方人來到這裡，幫助盲人，告訴他們該做什麼，我也從他們那裡學習，並結合我們的經驗，我是其中一員，這既是他們的項目，也是我的。」
田貝肯培訓盲童如何融入自己的社區，如何使社區理解視力障礙是什麼。「我相信，應該由盲人自己改變社會對盲人的看法，當我們的孩子回到村莊後，他們知道了許多新事物，在許多村子裡，西藏人不會說中文或英語，而我們的盲童學生能夠為他們翻譯，盲童有了新的能力，將被看成是有用之人。」
「在完成初級教育後，學生可以選擇返回自己的村莊，或是在正常視力學校就學，或者學習醫療按摩、畜牧業、奶酪製作或農業等職業訓練。」
田貝肯說：「盲文也是為盲人打開世界的非常重要的工具。盲文被低估了。現在我們有音頻書和語音識別技術。但是盲文是真正用來閱讀的，聽覺則不是。聽不是閱讀。盲文對於在大腦中創建視覺圖像非常重要。手指觸摸盲文就像眼睛一樣可以在視覺皮層創建信號，和有視力的人在閱讀的效果一樣。例如，使用有聲讀物我不會理解晦澀的政治或哲學內容。我需要停下來思考我在讀什麼。因此我需要盲文。此外，盲文提供形式和功能之間的連接，音頻書則做不到這一點。」
「我們不教學生創業。我們教授學生就業技能，以便他們可以自己謀生。對於年輕學生，我們的目標是使他們能夠融入常規學校，無需特教老師的幫助。我們教學生使用藏語、中文和英語進行對話和盲文閱讀。我們教他們溝通技巧，例如和人們談話時面對他們。我們教學生解決問題的技能，使他們不依靠老師來解決問題。我們的學生已經融入了當地高中，並且做得很好。有些人現在要上大學：他們已經和普通學生一樣通過了入學考試。」
「我們還有職業培訓中心，傳授自僱技能。學生學會如何經營商店茶館或餐館；我們有的學生畢業後開了按摩診所、酒店、生產奶酪，出版盲文書籍，他們在做各種各樣的事情。事實上，西藏盲文無邊界學校現在由學生自己管理，這一直是我們的願望。他們甚至能夠自己部分籌款。」
談起她學有所成的學生時，田貝肯津津樂道：「來自珠穆朗瑪峰地區的盲人少年Kyila正在開辦視障兒童幼兒園。 Gyenshen喜歡書籍，在從事西藏盲文印刷和圖書館工作，他教授藏文、英語和中文盲文。Sonam成功地從普通高中畢業，現在在中國大陸的一所大學就讀。Tashi、Tenzin和Dachung都在從事醫療按摩工作。Tenzin和Tashi正在經營拉薩最大的按摩診所，同時出售冷飲。年紀最小的Dachung是一個非常成功的企業家，他在拉薩經營三個醫療按摩診所，還打算開一家酒店。」
田貝肯回憶自己少年時代學習皮划艇和騎馬的經歷時說：「我有很棒的老師。我學習如何保持皮艇指向下游，如何感知激流，如果河水打旋如何重新定位，被波浪淹沒時怎麼辦。掌握了技術後，激流就變成了舞蹈，我沒有恐懼。我喜歡這種非常警醒的感覺，激流皮划艇使我專注於我周圍的環境。」
「正常視力的人的感知有百分之八十來自視覺。由於盲人沒有這種訊息知覺，我們必須努力與外界接觸並參與其中。這與騎馬的情況相同。我從小學會騎馬，我對馬有很好的理解。我知道什麼時候給馬一個激勵，什麼停止這種激勵。」
「馬知道我是瞎的，我看不到最好的路。動物能夠感覺很多。有時馬兒不想和我一起走，因為它們知道我看不到，所以它們靜靜站著不動，希望我不會選擇它們。其它時候，如果我的口袋裡有它們感興趣的東西，它們會上來並輕推我。我有一匹馬，為了保護我它不會在低垂的樹枝下穿過。我對此印象深刻。馬兒肯定能感覺恐懼，這就是為什麼當我穿過西藏的山脈時，我必須自己無所畏懼，這樣我才能讓馬放心。」
「我相信馬，我也信任人類。這是盲人需要的。我們經常身處城市或遇到奇怪的事情，我們必須要求幫助。我們看不到我們求助的人，所以我們必須相信他們。當我還有視力時，我有許多偏見。我會通過他們的外表來判斷人，如果我不喜歡他們的樣子我不會和他們說話，更不用說把自己交託給他們。現在我不這樣做。」
一次，田貝肯在西藏穿過一個山口，馬跳過一個又寬又深的山谷，田貝肯的馬鐙掉進了山谷，從下方很深處傳來馬鐙撞擊巖石的聲響。田貝肯的同伴們不敢這樣越過它，田貝肯不得不等待他們找到另外一條路。
田貝肯並沒有預先感知到馬會跳過山谷，但是因為眼盲就時刻有迎接考驗的心理準備。田貝肯必須做好應付馬匹野性發作，做出屈膝或跳躍動作的準備。田貝肯說，這也是她在發展中國家工作需要的很有用的技能，靈活到足以應對任何事情。「你不能想當然認為道路會暢通或平坦，或者列車將准時運行，或者水電保持供應。」
2001年5月25日，32歲的美國人維亨邁爾（Erik Weihenmayer）成為世界上首個登上珠穆朗瑪峰的盲人。當田貝肯聽到他的成就時，她邀請維亨邁爾來到西藏鼓勵她的學生們。維亨邁爾組織了登山隊，帶領田貝肯夫婦以及他們的六個學生爬上珠穆朗瑪峰7000米的姐妹峰Lhakpa Ri山。
田貝肯說，這次旅行的主要目的不是為了登上山頂。「我們對旅程本身更感興趣：建立友誼，在困難的條件下體驗一個團隊的合作。另外，我們希望學生克服對未知環境的恐懼。紐約一個盲童必須學習超過擁擠的街道和地鐵站，喜馬拉雅山的盲童必須學習如何在不平的路上、雪上、冰上行走，以及如何在暴風雨天氣保持安全。我們非常感謝維亨邁爾和他的團隊給這些孩子感受自然壯美和迎接挑戰的機會。我們一起在山上認識了一個全新的世界。孩子學會了作為一個盲人如何在幾乎沒有路的雪山上行走，如何才能保證安全，而不會掉到山崖下，如何和大家一起繫著繩索結組登山。更重要的是學會如何通過自己的感官更為細膩地去感知這個世界。」
田貝肯獲得了特蕾莎修女獎、阿爾伯特‧施魏策爾獎、時代雜誌歐洲英雄和亞洲英雄獎，並被提名諾貝爾和平獎。
田貝肯的最終目標是在印度喀拉拉邦建立一個國際培訓中心，為發展中國家的盲人提供建立盲人學校和盲人培訓中心所需的管理技能。
田貝肯出生時就有退化性視網膜疾病，12歲時完全失明。失明之前的日子裡，她能夠分辨面孔、顏色，看到風景，但她的視力高度受損。她的同學開始嘲笑她。田貝肯努力地和視力正常的兒童一樣行事，來掩蓋自己的失明。
回憶往事時，田貝肯說：「不接受我的失明是可悲的。直到我接受了我的失明，我才開始生活。」
田貝肯轉學到盲人寄宿學校，在那裡她學習文化課和盲文，也學習騎馬、游泳、激流泛舟，最重要的是學習自力更生的能力。「突然，我成為大眾的一員，我有了朋友，我感到平等和快樂。我想，好吧，我可能眼睛瞎不好看，但我有頭腦，我可以做事情。」
田貝肯後來在波恩大學學習中亞研究專業，她是3萬名學生中唯一的盲人。教授試圖勸阻她不要學習複雜的藏語。盲文中沒有藏文。
由於藏人使用聲音拼寫系統來記住他們的語言，田貝肯於是發明了將藏語翻譯成盲文的方法。她還幫助設計了一個軟體系統，能夠將藏文轉換成印刷的盲文。
「我是為自己開發了這個系統」，她說，「但是當我意識到西藏的盲人也可以從中受益時，我想到把它帶到西藏，創建一所學校。」她的想法被幾個開發組織拒絕，於是田貝肯決心自己實現這一項目。
1997年，26歲的她獨自前往中國，參加中文強化課程，然後前往西藏。在那裡，她了解到，西藏260萬人口中3萬是盲人，約為全球平均比例的兩倍。西藏的主要致盲原因是海拔高，從而使太陽紫外線的強度對未受保護的眼睛造成損害。
接受目盲這個禮物
田貝肯第一次到達西藏時，她發現沒有一家機構或組織為該地區的盲人提供援助。田貝肯決定前往偏遠的農村地區，傳播她的教育理念，評估那裡的盲童情況。她與三個支持她的同伴，其中兩人是藏民，騎馬穿過高山河流，走訪村莊。
村民看到田貝肯騎著馬來，最初不敢相信她是盲人。田貝肯說服村民相信，盲童也可以和她一樣學會騎馬、閱讀和寫作。一位父親驚訝地告訴她，「妳說的學校前景對我們就像一場夢。」
1998年，田貝肯在西藏首府拉薩創立了第一所盲童學校。她自費提供2萬美元創辦學校。她花了大量的時間申請補助金，到處從私人那裡籌集資金。雖然這個項目已經有了國際知名度，學校每年接待近5000名好奇的遊客，但捐款往往不多。
「人們不給我們錢的主要原因是我們不會假裝可憐來籌集資金。」田貝肯認為，讓學生表現得很可憐只是加深了社會對他們的偏見。「我們知道，如果人們對你感到同情，你會得到資金，但對你的認識就不會改變。」
田貝肯說：「在我失明後我不能騎自行車，不能從遠處認出朋友，或看到顏色，為此我難過了很長時間。我後來決定專注於我能做什麼，而不是我不能做什麼。作為盲人有什麼優點，是我對西藏學校學生提出的一個問題。
「起初，會有長時間的沉默。沒有人這樣問過他們。但是，回答聲音漸漸傳來，『我的記憶比我有視力的朋友好得多；我可以在黑暗的晚上讀書；我來到這所學校上學，現在我可以用三種語言閱讀和寫作。』
「對我來說，花了很長時間，有兩三年，來感受目盲這一禮物。我真的可以專注於對我重要的事情。我可以更清楚地與人溝通。我成了一個問題解決者。我必須解決自己的問題，並成為其他人和社會問題的解決者。我的想像力變得更加強大。
「人們有這樣的想法，就是目盲代表黑暗。但我從不知道有任何盲人說他們的內心世界是黑暗的。通過想像力，我們的世界變得更加豐富多彩。 」
盲文無邊界
田貝肯的學校名為「盲文無邊界（Braille Without Borders）」。田貝肯以「無邊界」代表她希望擺脫社會對盲人製造的精神邊界。她希望，她創建的組織不是給盲童做慈善，而是賦予盲人權利。田貝肯說，當學生第一次來到學校時，他們對學習和參與學校活動很抗拒。 「他們說，『我看不見，做不了。』但是當他們看到其他孩子很努力地學習時，他們就改變了想法。學生們互相幫助，不是被動地等待被告知要做什麼。」
田貝肯微笑著說：「這就是我的願望。我從來不想只是作為一個西方人來到這裡，幫助盲人，告訴他們該做什麼，我也從他們那裡學習，並結合我們的經驗，我是其中一員，這既是他們的項目，也是我的。」
田貝肯培訓盲童如何融入自己的社區，如何使社區理解視力障礙是什麼。「我相信，應該由盲人自己改變社會對盲人的看法，當我們的孩子回到村莊後，他們知道了許多新事物，在許多村子裡，西藏人不會說中文或英語，而我們的盲童學生能夠為他們翻譯，盲童有了新的能力，將被看成是有用之人。」
「在完成初級教育後，學生可以選擇返回自己的村莊，或是在正常視力學校就學，或者學習醫療按摩、畜牧業、奶酪製作或農業等職業訓練。」
田貝肯說：「盲文也是為盲人打開世界的非常重要的工具。盲文被低估了。現在我們有音頻書和語音識別技術。但是盲文是真正用來閱讀的，聽覺則不是。聽不是閱讀。盲文對於在大腦中創建視覺圖像非常重要。手指觸摸盲文就像眼睛一樣可以在視覺皮層創建信號，和有視力的人在閱讀的效果一樣。例如，使用有聲讀物我不會理解晦澀的政治或哲學內容。我需要停下來思考我在讀什麼。因此我需要盲文。此外，盲文提供形式和功能之間的連接，音頻書則做不到這一點。」
「我們不教學生創業。我們教授學生就業技能，以便他們可以自己謀生。對於年輕學生，我們的目標是使他們能夠融入常規學校，無需特教老師的幫助。我們教學生使用藏語、中文和英語進行對話和盲文閱讀。我們教他們溝通技巧，例如和人們談話時面對他們。我們教學生解決問題的技能，使他們不依靠老師來解決問題。我們的學生已經融入了當地高中，並且做得很好。有些人現在要上大學：他們已經和普通學生一樣通過了入學考試。」
「我們還有職業培訓中心，傳授自僱技能。學生學會如何經營商店茶館或餐館；我們有的學生畢業後開了按摩診所、酒店、生產奶酪，出版盲文書籍，他們在做各種各樣的事情。事實上，西藏盲文無邊界學校現在由學生自己管理，這一直是我們的願望。他們甚至能夠自己部分籌款。」
談起她學有所成的學生時，田貝肯津津樂道：「來自珠穆朗瑪峰地區的盲人少年Kyila正在開辦視障兒童幼兒園。 Gyenshen喜歡書籍，在從事西藏盲文印刷和圖書館工作，他教授藏文、英語和中文盲文。Sonam成功地從普通高中畢業，現在在中國大陸的一所大學就讀。Tashi、Tenzin和Dachung都在從事醫療按摩工作。Tenzin和Tashi正在經營拉薩最大的按摩診所，同時出售冷飲。年紀最小的Dachung是一個非常成功的企業家，他在拉薩經營三個醫療按摩診所，還打算開一家酒店。」
熱愛冒險和挑戰的性格
談到來到西藏的原因，田貝肯說：「西藏是測試我的極限的方法。我想像我會遇到很多挑戰和冒險：山峰、白水、馬匹、新的語言，我喜歡這一切。所以西藏最初對我意味著冒險。然而，我創建學校之後，我的動機變成了對學生們的責任。」田貝肯回憶自己少年時代學習皮划艇和騎馬的經歷時說：「我有很棒的老師。我學習如何保持皮艇指向下游，如何感知激流，如果河水打旋如何重新定位，被波浪淹沒時怎麼辦。掌握了技術後，激流就變成了舞蹈，我沒有恐懼。我喜歡這種非常警醒的感覺，激流皮划艇使我專注於我周圍的環境。」
「正常視力的人的感知有百分之八十來自視覺。由於盲人沒有這種訊息知覺，我們必須努力與外界接觸並參與其中。這與騎馬的情況相同。我從小學會騎馬，我對馬有很好的理解。我知道什麼時候給馬一個激勵，什麼停止這種激勵。」
「馬知道我是瞎的，我看不到最好的路。動物能夠感覺很多。有時馬兒不想和我一起走，因為它們知道我看不到，所以它們靜靜站著不動，希望我不會選擇它們。其它時候，如果我的口袋裡有它們感興趣的東西，它們會上來並輕推我。我有一匹馬，為了保護我它不會在低垂的樹枝下穿過。我對此印象深刻。馬兒肯定能感覺恐懼，這就是為什麼當我穿過西藏的山脈時，我必須自己無所畏懼，這樣我才能讓馬放心。」
「我相信馬，我也信任人類。這是盲人需要的。我們經常身處城市或遇到奇怪的事情，我們必須要求幫助。我們看不到我們求助的人，所以我們必須相信他們。當我還有視力時，我有許多偏見。我會通過他們的外表來判斷人，如果我不喜歡他們的樣子我不會和他們說話，更不用說把自己交託給他們。現在我不這樣做。」
一次，田貝肯在西藏穿過一個山口，馬跳過一個又寬又深的山谷，田貝肯的馬鐙掉進了山谷，從下方很深處傳來馬鐙撞擊巖石的聲響。田貝肯的同伴們不敢這樣越過它，田貝肯不得不等待他們找到另外一條路。
田貝肯並沒有預先感知到馬會跳過山谷，但是因為眼盲就時刻有迎接考驗的心理準備。田貝肯必須做好應付馬匹野性發作，做出屈膝或跳躍動作的準備。田貝肯說，這也是她在發展中國家工作需要的很有用的技能，靈活到足以應對任何事情。「你不能想當然認為道路會暢通或平坦，或者列車將准時運行，或者水電保持供應。」
2001年5月25日，32歲的美國人維亨邁爾（Erik Weihenmayer）成為世界上首個登上珠穆朗瑪峰的盲人。當田貝肯聽到他的成就時，她邀請維亨邁爾來到西藏鼓勵她的學生們。維亨邁爾組織了登山隊，帶領田貝肯夫婦以及他們的六個學生爬上珠穆朗瑪峰7000米的姐妹峰Lhakpa Ri山。
田貝肯說，這次旅行的主要目的不是為了登上山頂。「我們對旅程本身更感興趣：建立友誼，在困難的條件下體驗一個團隊的合作。另外，我們希望學生克服對未知環境的恐懼。紐約一個盲童必須學習超過擁擠的街道和地鐵站，喜馬拉雅山的盲童必須學習如何在不平的路上、雪上、冰上行走，以及如何在暴風雨天氣保持安全。我們非常感謝維亨邁爾和他的團隊給這些孩子感受自然壯美和迎接挑戰的機會。我們一起在山上認識了一個全新的世界。孩子學會了作為一個盲人如何在幾乎沒有路的雪山上行走，如何才能保證安全，而不會掉到山崖下，如何和大家一起繫著繩索結組登山。更重要的是學會如何通過自己的感官更為細膩地去感知這個世界。」
田貝肯獲得了特蕾莎修女獎、阿爾伯特‧施魏策爾獎、時代雜誌歐洲英雄和亞洲英雄獎，並被提名諾貝爾和平獎。
田貝肯的最終目標是在印度喀拉拉邦建立一個國際培訓中心，為發展中國家的盲人提供建立盲人學校和盲人培訓中心所需的管理技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