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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璋本與錢學森是同齡人，都生於1911年。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二人同在美國加州理工學院學習，錢學森在航空與數學系學習，1939年獲博士學位；徐璋本1940年獲博士學位。他們都是專攻導彈學的，不過錢搞的是「導彈致導」，而徐學的是「反導」。可以說，他們那時都跨入了科學的殿堂，而在當時的中國人中，懂得相對論和量子理論的人只是以數十人計，絕對是鳳毛麟角。
錢學森是1955年回國的，一種說法是徐璋本1954年回國，一種說法是其歸國較早，回國後先在交通大學任教，1952年起在清華大學物理教研室任教授。但不管是哪種說法，徐璋本的落腳點是清華大學。然而，1957年，本可以取得一定成就的徐璋本在反右運動中卻被打成「右派」，深陷囹圄20年，其人生中最好的時光都在監獄中度過。
在匈牙利1956年發生由知識分子發起的反抗運動後，內心一直擔心心懷自由思想的毛澤東，於1957年採取了「引蛇出洞」的方式，要知識分子給中共提意見。很多人天真的相信了中共之語，紛紛提出尖銳的意見，這其中就包括回國後對所處環境不滿的徐璋本。
據王學泰的《監獄瑣記》記述，1957年大鳴大放之時，徐璋本以為中國是要向美國轉型，因此公開呼籲結束共產黨一黨專政，在清華園中提出來要籌建勞動黨，並且發布：（一）《登記啟示》；（二）《勞動黨發起宣言》；（三）《談談真理和指導思想問題》，還公開徵集黨員，甚至有傳聞說他要與毛澤東競選國家主席。在中共看來，這無疑是「大逆不道」。
徐璋本表示：「任何學說，都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都有其局限性。」「馬克思於共產社會的理想，包含著嚴重矛盾。他把人看作經濟制度的產物，是因果倒置。其強調階級鬥爭的方法，與黑格爾的戰爭進化論同樣脫胎於人類自私仇恨和殘忍本能的極端表現。因此，馬克思主義不能拿來作為指導思想。」
他還認為，共產黨人掀起「階級鬥爭」、「思想鬥爭」的法寶，以為非此不足以鞏固「政權」，樹立「威信」，實行經濟建設，一切以馬克思學說聖典規範，嚴格奉行教條主義公式，結果使人民由感激愛戴變為畏懼沉默；由萬分積極和全民振作的奮發自新的景象一變而為奉行政府指令聽天由命的消極心理。而由於漠視人民情感，政權剛剛建立就唯恐被人反對，對人民講威信，這又是馬克思的錯誤哲學和教條公式。到處發生「擾民」，摧殘人民的積極心，鼓勵消極自私心理，而事後補救辦法又是根據中國傳統的美德，勇於認錯改錯，將「人」與「人」的關係加以考慮，也就是不自覺地承認了馬克思唯物和經濟生產決定人生的錯誤！（《內部參考》1957年228期《徐璋本認為以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會產生教條主義》）
如此石破天驚之語，自然更是讓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中共無法容忍。
這樣的徐璋本面臨著怎樣的處境可想而知。1957年12月25日，徐璋本在清華園被逮捕，同日被抓的還有孫寶琮、曹垂訓兩位教師。中共任命的清華大學校長蔣南翔當天在校園有線廣播站發表講話，重複毛在《論十大關係》中講過的對思想異議者的政策仍然是「一個不殺，大部不抓」，但稱今天抓的這幾個人不是右派，而是「現行反革命份子」。隨後徐璋本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關在北京南城陶然亭公園附近的北京市第一監獄。
據《監獄瑣記》記述，徐璋本在監獄中，受到了特殊待遇，如單獨住在一間屋子，吃飯也是小灶，可以看書、寫東西，每週末可以回家，而這與被中共抬上高位的錢學森大有關聯。錢學森有時還去監獄看他。
文革爆發後，這一切優待都被否定、批判，說這些是「公檢法」、羅瑞卿（當時的公安部長）執行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在勞改系統的表現。徐璋本被安排參加勞動。
1969年在全國搞戰略轉移之時，徐璋本和部分原北京市第一監獄的「犯人」被轉移到河北省邯鄲的勞改場勞動改造。
據曾與徐璋本在邯鄲監獄相識的嚴昌撰寫的《徐璋本不是「死於勞改營」》一文，邯鄲監獄分為「北場」和「南場」兩座，關在「南場」監獄的大多是政治犯，徐璋本也在其中。在1969年的深秋到1970年的3月中旬的4個月間，被關在南場的人每天不用做任何體力勞動，除去吃飯和睡覺就是進行政治學習。
4個月後，南場的近千名「犯人」被押解到新建成的曲周縣勞改農場勞動。農場是鹽鹼地，當地的農民從不在這片鹽鹼地上種莊稼的。當時農場的伙食很差，主食是窩頭，稀粥。由於正趕上春荒，青黃不接，沒有蔬菜吃，只能吃一種叫跟頭菜的野菜。曲周勞改農場開張的第一年，「犯人」的死亡率很高，差不多每天都有死人的事情。
徐璋本最先參加的勞動是沿著新建的監獄高牆外面挖掘防止犯人逃跑的壕溝。估計是從沒有從事過這樣的體力活，他的勞動效率是最低的。不過，在休息時，徐璋本每每成為聊天的中心。他很幽默，經常說些含沙射影、指桑罵槐的話，如「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實在是很反動的啊」等。
不久後，因為徐璋本年紀偏大，且勞作實在不得要領，獄警方面不再安排他參加高牆外的勞動，只是在內部搞搞環境衛生。
1970年4月25日中共成功發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的晚上，勞改農場也通過喇叭播放了這條消息。獄方負責人黃大隊長率20多名獄警進入高牆獄內，直奔徐璋本所在的第一中隊，並將他們集合起來，將一摞宣傳衛星上天的海報發給大家，還讓徐璋本念出來，同時叫囂：「徐璋本，沒有你，中國的衛星照樣上天！你現在有何感想？」全場一片寂靜，等待徐璋本的答覆。片刻後，徐璋本淡淡的說：「慚愧，慚愧」。
在嚴昌看來，不管是什麼人，進了監獄的大門就要親口承認自己有罪。這種活動開展之頻繁，到了強迫犯人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程度。被打成右派的諸多高級知識分子也大多如此，然而徐璋本是這類人中的一個例外。在嚴昌和其同獄的17個月中，從沒看到他登台演講，在小組會議上，常常山南海北、東拉西扯，後來大家都明白了其用意就是拒絕承認自己的「罪行」。
1970年春夏。「一打三反」運動到來。曲周勞改農場將北外的老師吳紀仁（音同）批鬥後判處死刑槍斃，原因就是他拒絕在小組會上承認自己有罪，在為自己辯護的過程中，還毫無顧及的談論與制度和意識形態有關的敏感問題。
吳紀仁遇難後，獄方警告其他人，並點名那些「反改造份子」，稱吳紀仁的下場就是榜樣。被點名者有20多人，其中就有徐璋本，他們被點名後都站到會場前面的空地上。嚴昌注意到此時的徐璋本雙目無神，嘴角下垂，令人陡然感到這是一個飽經滄桑、垂垂老者，他深受精神的折磨和和人格的屈辱，已經無法繼續承受下去了。
1975年中共再次頒布特赦令，釋放全部在押的國民黨縣團級以上軍警憲特人員，徐璋本也在其中。這些特赦人員絕大多數早已刑滿，但均未被釋放，都被強迫留在勞改弄場就業，俗稱二勞改。特赦後，他們被集中到邯鄲西部的慈縣，後轉石家莊，生活待遇有了改善。
文革結束後的1979年，徐璋本算是真正獲得了「自由」，回歸正常生活，但20年的光陰已然逝去，徐璋本已是68歲的老人。他對科學的追求也成為了泡影。1988年，徐璋本悄然離世。
結語本可以如錢學森那般在導彈領域有所作為的徐璋本，卻因為不失知識分子本色和性格使然，走上了坎坷、屈辱的道路。即便在逆境中，也拒絕認罪。他的歷史評價也自然與科學無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