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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制體制的一大特徵，是行政權力來自金字塔的最高層。由於大國事務的極端複雜性，掌權者需要依靠層層官僚體系，所以極權大國政治演變有其特定的規律。這種官僚體系的反擊戰，往往在某些具體事件中體現出來。
2016年的雷洋案，對北京最高掌權者來說，正是一個官僚系統施加壓力的案例。當年5月，雷洋死在北京警方手中之後，由於輿論沸騰，習近平和王岐山下令徹查。北京警方群情激憤，4千名基層警官簽名以辭職作為要脅。事件震動中南海是情理之中，因為京畿要地的治安，實賴這些基層警員和中低級警官。中共最高層選擇了迅速妥協，事後雷洋被做成鐵案，涉事警察不受刑事處分。
整個反擊的主角，是北京公安系統出身的傅政華。時任公安部副部長、兼任中央政法委委員的傅政華，之前數年主導了對維權律師和異議人士的嚴厲打壓，也主導了「透明北京」項目，監控著所有最高掌權者可能的政敵，是一個狠辣角色。
習近平雖然在事件上進行了妥協，但從此不再信任原本就是從江澤民派系轉投過來的傅政華。2016年8月，傅政華中央政法委委員一職被拿下，中共十九大他被調出公安部，出任實權大大減少的司法部長職務。
然而最高掌權者的妥協，給整個中共官場開出了一個最新的例子，即：如果以政權安全和政治利益施壓，皇帝也必須低頭。2016年之後，中央和各地政法委委員中，由公安系統人員出任的比例開始增加，各地方政府的土法律土政策再次興起，而北京各部委的態度也越來越強硬。基本上，雷洋事件成了習近平執政的一個明顯的轉捩點。之前的氣數上升，變成了之後的衰落。
從中國兩千多年的君主制度歷史上看，王朝初建時皇帝權威完全澈底覆蓋政府系統，各類政策和人事安排，皆出自皇帝一人。但隨著政府部門擴張，尤其是皇帝出錯的增加，很快會形成一個官僚體系主導的局面。而到王朝末年，通常是官僚體系通過對皇帝控制而主導了國政。即使有崇禎或者光緒這樣的有為勤政的皇帝，也已經對官僚系統無能為力，眼看著落花流水而無能為力。
香港目前的局面，其實和雷洋案有相當的類似。
中共傳統治港系統，有自己的看法和立場，也有自己傳統和習慣的施政工具，最重要的，是他們有自己規模巨大的利益所在。在當下的情況下，整個系統急需要最高當局授予尚方寶劍，急需要習近平給出一個明確的指示和授權。目前很顯然的，是他們尚未得到這種清晰的肯定和明確的授權，因此才會採取激化局面的各種濫手段。
比起雷洋事件來說，香港局勢無論在規模、對經濟的負面衝擊，以及對未來中國國內外政治局勢的影響都超過百倍而不止。如果習近平再次選擇妥協，其實等於宣告所謂新政壽終正寢，也宣告習中央權威回到了江胡時代「不出中南海」的舊圈子中。
拋開政治理念不計，經濟下行、民心喪盡、官怨沸騰，將導致社會矛盾大爆發。而習近平上台之後抓貪打腐，樹敵的不是數萬名貪官，而是整個制度性腐敗的系統，其後果恐怕是想要和平退下亦未必可得。
如果北京能夠澈底處理治港系統的貪腐混亂，把香港的政治社會權力交還給港人，從中積累一套管理開放社會體系的經驗並移植中國，或許能從中解套。
從這個角度看，香港事件對北京固然是挑戰，卻也未必不是一個機會。雖然這種可能性恐怕極低極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