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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時代的迷霧中，在本世紀的交界，「偽善」（hypocrisy）是左翼自由主義者眼中的最大罪惡，並被當時媒體視為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罪惡。
我相信在1998年，當時媒體將柯林頓與前白宮實習生陸文斯基（Monica Lewinsky）的曖昧關係完全當作醜聞處理，這是由於他們害怕自己看起來像偽君子，否則他們會很樂意掩蓋這件醜聞案。就像今天他們掩蓋拜登、聯邦調查局（FBI）間諜門（Spygate，指2016年監聽川普競選團隊）醜聞一樣。更遑論美國史上最大的醜聞案：2020總統大選舞弊！
但是，正如上述案例，彼時左派就開始行動了。進步派不再是自由主義者，甚至在名義上也不再是自由主義者，他們現在更常是目光堅定的激進派和革命派。或者說，他們非常同情革命者，因此將矛頭都指向「敵對陣營」，但完全忽視任何對自己不當行為的指控。
「妖魔化」手段
最近的例子已族繁不及備載。首先最驚人的是：抱怨川普總統是個「糟糕的失敗者」，拒絕接受敗選結果，而這些抱怨者正是過去4年裡一直拒絕接受川普勝選的人。
在拜登表面上獲勝的情況下（儘管非常可疑），本應平等對待兩方，但川普總統拒絕讓步，卻被攻擊為他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人。
幾乎同樣引人注目的是拜登的鄭重聲明：「讓美國可怕的妖魔化時代就此結束。」現在我們知道在過去幾年裡，誰最顯著地被妖魔化了，尤其是被拜登和民主黨同僚們所妖魔化，然後他們開始呼籲「團結」了？
他們彷彿在告訴我們，只有當他們掌權時團結才有可能。但是，他們長期以來對川普總統「分裂行為」的抱怨，又變成什麼呢？
至少我們可以看到這些「大偽善」的原因。左派媒體藉由「妖魔化」總統，以獲得政治優勢——媒體稱：在選舉中數百萬選民投票反對總統，而不是支持他的對手——這並不是因為他們相信川普總統身上有何種過錯，其實許多罪名更適用於他們自已。
原始「部落主義」
我認為我們可以對這些偽善行為做出一些解釋。就像這些表面上無意識的偽君子一樣，他們大多生活在左派媒體的「同溫層」裡，那裡只有川普和共和黨人的所謂罪行才會受到批評，他們可能開始認為自己不會受到批評，無論他們做什麼。這其中當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我認為還需要更深入的解釋。
幾年前，沃傑里（William Voegeli）在《克萊蒙特書評》（The Claremont Review of Books）發表名為〈種族主義修訂版〉（Racism Revised）的文章，指出「種族主義」的定義已經被前衛的進步派人士改變了，而其他人卻渾然不知。現在，大多數左派作家和演講者今天使用的這個詞彙不是指某一種族成員對另一種族的偏見和歧視性言論或行為，而只是指白人對黑人或其他「有色人種」的這種言論或行為。換句話說，有色人種本身永遠不可能是種族主義者，只能是白人種族主義的受害者。
仔細想想，此類教條不過是「身分政治」（identity politics）的邏輯推論，它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從啟蒙運動時期就流傳下來的、古老的、普遍的道德標準──每個人必須平等地遵守同樣的規則。
20年前，這個絕對標準在政治家和媒體的心目中仍然具有足夠的威力，至少可以在他們自己受到誘惑而做出社會大眾會反對的事情時，對任何偽善的偏差行為起到部分威懾作用。但現在已經不是這樣了，而且不只是在「部落主義」方面。
看看今天的民主黨政客們，一邊高喊著他們最喜歡的「沒有人能凌駕於法律之上」口號，一邊在各方面認為自己和他們的政黨是凌駕於法律之上的。例如，在非法移民、庇護城市，或「黑人命也是命」或反法西斯主義運動（Antifa）示威者所犯下、卻未被起訴的罪行，或選舉舞弊行為。
當然，媒體幾十年來一直被視為凌駕於法律之上。即使是當今最狂熱的右翼分子，也絕不會因為《紐約時報》或《華盛頓郵報》報導了非法獲取的機密資訊，就夢想去起訴它們。從他們的特權地位來看，他們相信一種規則適用於自己，另一種規則適用於其他新精英們引領道路。在這樣的世界裡，不可能出現偽善。
用另一種解釋是，我們已經倒退到啟蒙運動之前存在於整個西方世界，以及今天仍然存在於世界許多地方的「部落主義」。諷刺的是，對於將自己描述為「進步」的社會運動，這是一個相當大的成就。（受限篇幅，文有刪節）
──本文「In a World Where Tribal Loyalties Trump Moral Standards,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Hypocrisy」原載於《大紀元時報》英文版。作者鮑曼（James Bowman）是「倫理與公共政策中心」的學者、媒體評論家，著有《榮譽：歷史》一書。◇
我相信在1998年，當時媒體將柯林頓與前白宮實習生陸文斯基（Monica Lewinsky）的曖昧關係完全當作醜聞處理，這是由於他們害怕自己看起來像偽君子，否則他們會很樂意掩蓋這件醜聞案。就像今天他們掩蓋拜登、聯邦調查局（FBI）間諜門（Spygate，指2016年監聽川普競選團隊）醜聞一樣。更遑論美國史上最大的醜聞案：2020總統大選舞弊！
但是，正如上述案例，彼時左派就開始行動了。進步派不再是自由主義者，甚至在名義上也不再是自由主義者，他們現在更常是目光堅定的激進派和革命派。或者說，他們非常同情革命者，因此將矛頭都指向「敵對陣營」，但完全忽視任何對自己不當行為的指控。
「妖魔化」手段
最近的例子已族繁不及備載。首先最驚人的是：抱怨川普總統是個「糟糕的失敗者」，拒絕接受敗選結果，而這些抱怨者正是過去4年裡一直拒絕接受川普勝選的人。
在拜登表面上獲勝的情況下（儘管非常可疑），本應平等對待兩方，但川普總統拒絕讓步，卻被攻擊為他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人。
幾乎同樣引人注目的是拜登的鄭重聲明：「讓美國可怕的妖魔化時代就此結束。」現在我們知道在過去幾年裡，誰最顯著地被妖魔化了，尤其是被拜登和民主黨同僚們所妖魔化，然後他們開始呼籲「團結」了？
他們彷彿在告訴我們，只有當他們掌權時團結才有可能。但是，他們長期以來對川普總統「分裂行為」的抱怨，又變成什麼呢？
至少我們可以看到這些「大偽善」的原因。左派媒體藉由「妖魔化」總統，以獲得政治優勢——媒體稱：在選舉中數百萬選民投票反對總統，而不是支持他的對手——這並不是因為他們相信川普總統身上有何種過錯，其實許多罪名更適用於他們自已。
原始「部落主義」
我認為我們可以對這些偽善行為做出一些解釋。就像這些表面上無意識的偽君子一樣，他們大多生活在左派媒體的「同溫層」裡，那裡只有川普和共和黨人的所謂罪行才會受到批評，他們可能開始認為自己不會受到批評，無論他們做什麼。這其中當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我認為還需要更深入的解釋。
幾年前，沃傑里（William Voegeli）在《克萊蒙特書評》（The Claremont Review of Books）發表名為〈種族主義修訂版〉（Racism Revised）的文章，指出「種族主義」的定義已經被前衛的進步派人士改變了，而其他人卻渾然不知。現在，大多數左派作家和演講者今天使用的這個詞彙不是指某一種族成員對另一種族的偏見和歧視性言論或行為，而只是指白人對黑人或其他「有色人種」的這種言論或行為。換句話說，有色人種本身永遠不可能是種族主義者，只能是白人種族主義的受害者。
仔細想想，此類教條不過是「身分政治」（identity politics）的邏輯推論，它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從啟蒙運動時期就流傳下來的、古老的、普遍的道德標準──每個人必須平等地遵守同樣的規則。
20年前，這個絕對標準在政治家和媒體的心目中仍然具有足夠的威力，至少可以在他們自己受到誘惑而做出社會大眾會反對的事情時，對任何偽善的偏差行為起到部分威懾作用。但現在已經不是這樣了，而且不只是在「部落主義」方面。
看看今天的民主黨政客們，一邊高喊著他們最喜歡的「沒有人能凌駕於法律之上」口號，一邊在各方面認為自己和他們的政黨是凌駕於法律之上的。例如，在非法移民、庇護城市，或「黑人命也是命」或反法西斯主義運動（Antifa）示威者所犯下、卻未被起訴的罪行，或選舉舞弊行為。
當然，媒體幾十年來一直被視為凌駕於法律之上。即使是當今最狂熱的右翼分子，也絕不會因為《紐約時報》或《華盛頓郵報》報導了非法獲取的機密資訊，就夢想去起訴它們。從他們的特權地位來看，他們相信一種規則適用於自己，另一種規則適用於其他新精英們引領道路。在這樣的世界裡，不可能出現偽善。
用另一種解釋是，我們已經倒退到啟蒙運動之前存在於整個西方世界，以及今天仍然存在於世界許多地方的「部落主義」。諷刺的是，對於將自己描述為「進步」的社會運動，這是一個相當大的成就。（受限篇幅，文有刪節）
──本文「In a World Where Tribal Loyalties Trump Moral Standards,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Hypocrisy」原載於《大紀元時報》英文版。作者鮑曼（James Bowman）是「倫理與公共政策中心」的學者、媒體評論家，著有《榮譽：歷史》一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