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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街的故事之二:我的表舅──前臺北榮總院長彭芳谷醫師

我是在感恩與驕傲的心緒中,寫下這篇短文的。(2021年7月完稿於美國德州)(123RF)
我是在感恩與驕傲的心緒中,寫下這篇短文的。(2021年7月完稿於美國德州)(123RF)

文/謝行昌
母親離世前,在松街療養院的那半年期間,堅決不肯見訪客,她老人家的理由是,「形容憔悴,見不得人」,所以被我們兄弟倆擋住的親朋好友不在少數。母親在大約25歲時,曾被電影界聞人袁叢美(日後的中影公司總經理)相中,力邀她去重慶的中國電影製片廠試鏡,可以想見她老人家當年之風采。我母親一生從不濃妝豔抹,上了年紀後仍然「耐看」,所以她老人家之不肯以病容見客,是我們兄弟倆都能理解的。

但我的表舅彭芳谷,卻是唯一的例外,不是我們沒攔他,而是攔不住他。

彭表舅是臺灣醫界聞人,曾擔任過臺北榮民總醫院院長,當時他已退休,住在士林區,但是每年都會到舊金山灣區探望兒孫,每當旅美期間,也總不會忘記給住在德州的外甥(我)掛個電話,一敘親情。

當他得知我母親等於是進了「安寧病房」,而且不願意見訪客時,更是嚷嚷著要過來探望他的「莉姐」,理由非常簡單:「他是醫生,醫生要來看病人,是最天經地義的事」,母親只得勉強同意。

兩、三個月後,母親就安詳辭世了。

彭表舅與我母親倆,屬於同一個母系,都是湖南長沙范氏家族的後裔。根據族譜,長沙范氏之共同先祖是北宋名臣范仲淹。彭表舅的母親范新瓊,與我的外婆范新懿是嫡堂姐妹,因為她倆的父親都住在同一座大堂屋(祖宅)內,是三位沒有分家的親兄弟中之前兩位,所以堂屋裡的「新」字輩,至少有十四位之多。

我母親自幼「無爹無娘」的在那座大堂屋裡成長,幸好她的眾多姨舅們都曾照顧過年幼失怙的她,眾姨媽中最照應她的,當數彭表舅的母親范新瓊(屬於長房),與自己母親的親妹妹范新瑾(屬於次房)。在複雜的家族情感上,我母親就將這兩位姨媽當作是自己的「媽」。這也就是為什麼在1949年的兵荒馬亂中,當我父親在前線領軍作戰,生死未明的狀況下,我母親會拖著兩個稚齡兒子,攜同另一位表弟范如仲(他是母親另一位表舅范新範的兒子,也是臺灣大哥大創始人之一,范瑞穎的尊翁),去九龍牛池灣投奔她姨媽范新瓊的主因。

我這位姨外婆范新瓊,就是臺北榮民總醫院前院長彭芳谷的母親。在清末民初時期,湖南長沙的范氏,算是思想十分「前衛」的家族,族中「新」字輩的女孩不但沒有「纏足」之惡習,還講求「男女平等」,被送出國去留學的女孩就有好幾位,我的外婆范新懿留日,去東京帝大醫學院習醫,姨外婆范新瓊則是在民初「勤工儉學」的浪潮中,到法國習畫,她與名畫家徐悲鴻、蔣碧薇等,是同班同學。在學期間與我的姨外公彭襄(法國里昂中法大學文學博士)結為連理,我的表舅彭芳谷是他們的長子。

在此順便一提姨外婆范新瓊的「畫風」,我在青少年時,曾多次在她老人家的畫室中,觀看她熟稔的運作油彩,畫出一幅幅大型油畫。那時我對「畫風」無知,總覺得她的筆調不夠「細緻」,八成是「功力不夠」,有一點「學藝不精」之感。

2014年我一時興起,到達拉斯郡的社區學院學了兩年繪畫,幾堂課下來,才意識到我當年有多麼無知,原來姨外婆的畫是屬於印象派的畫風,與法國名畫家塞尚相仿。現代繪畫講求的是「意境」,「意境到了」的畫,就是「好畫」。

時間點回到1949年年初,芳谷表舅已經是嶺南醫學院的學生,中國正赤燄高張,時任總統府第一局局長的姨外公,眼見局勢不利,決定攜家帶眷避居九龍牛池灣,且立即將住址通知我們(當時我們在廣州租屋),建議我們來九龍會合。

母親原本計畫是隨國軍第七十軍軍本部之眷屬同赴海南島的,接獲姨媽的信後改變主意,決定去九龍投奔她,且與我父親約定,若是絕境得以生還,就聚首於九龍。

1949年年底,我父親軍職在身,歷經千辛萬苦逃離中國,到九龍難民營與我們團聚。我父親並非逃兵,在他完成賦予之任務後要趕回七十軍軍部時,未料軍部已接獲上級急令,轉向海南島行進,來不及通知他,就此與軍部失聯。

當我父親拖著疲憊的身軀,蹣跚的找到瓊姨媽在九龍的住處時,應聲而來開門的那個小伙子,正是我的表舅彭芳谷,他費了好幾秒鐘才認出,原來眼前這滿臉鬍鬚、形容枯槁的難民,正是大家都認為已「馬革裹屍」的表姐夫呢!

到了臺灣,芳谷表舅終於在國防醫學院完成了完整的醫科教育,同時也追到他的終身伴侶——國防醫學院「大護班」的高材生袁秀英女士。他倆是醫學院學生中人人稱羡的一對「俊男美女」。芳谷表舅是醫術高超的外科醫師,除了擔任過臺北榮民總醫院院長,還身兼蔣經國總統醫療小組的發言人。秀英舅媽也有不凡的經歷,在她的護理生涯中,曾擔任過三軍總醫院護理部主任。

芳谷表舅只年長我十五歲,所以有時候,我倆之間的互動難免會有點兒像是兄弟之間的「捉狹」,湖南話叫做「冒袋冒希」,也就是普通話中的「沒大沒小」。但多半時候,表舅還是會故作正經的「當長輩」,我也畢恭畢敬的「作晚輩」。

因為我長期滯美,幾十年來,舅甥見面之機會少之又少,所以我對舅甥間的親密互動之記憶,還停留在五、六十年前。

那是1964年九月某日,成功大學才剛開學不久,我這「新鮮人」還在摸索、適應著父母親不在身邊的新環境。正巧表舅與舅媽倆都在與成大相鄰的臺南國軍第四總醫院(現今之成大醫學院)中任職,為表「迎新」之忱,邀我去他們在四總醫院內的員工宿舍晚餐。

那時候他倆都是基層人員,所以宿舍十分簡陋,好像連個專用廚房都沒有,就在宿舍走廊的地上架起了一個炭爐子,只見舅媽辛苦的蹲在走廊上炒菜,真有夠克難的。

那天正巧是星期一,全體學生都得參加每週一次的朝會,而且得要穿大學校服(白襯衫、卡基西裝加上領帶)。我首度離家,穿著沒有燙平,看起來邋裡邋遢的校服,連領帶都還不會打,像是綁上領口的,這模樣讓表舅看得搖頭皺眉。

吃完那頓豐盛的晚餐後,表舅開始教我如何正確打領帶,還一面嘟嚷的問我,「你父親是留學生耶,怎麼沒教過你如何打領帶?」其實我以前從未穿過西裝(即使是簡陋的「卡基西裝」,因為初高中制服有類軍便服,不需打領帶的),我父親連教我打領帶的機會都沒有。

後來我也發現,父親的領帶打法確實與表舅不一樣,可能是他老人家在就讀英國皇家軍校時學來的,雖然也夠漂亮,但是比較繁複。我是個懶人,這輩子打的都還是「舅爺結」。

離開四總宿舍之前,我那身邋遢的校服也被燙平了,年輕時懵懵懂懂,可能連個「謝」都沒說出口,就匆匆的跨上鐵馬跑啦!

幾近一甲子的時光,就這樣匆匆而逝。如今我的兩個兒子都會打漂亮的領結,他們也都記得,這是他們老爸從舅爺那兒傳承下來的。

還記得一件事,1972年我在密西西比州結婚成家時,芳谷表舅正巧在位於波士頓的Sears Surgical Unit受訓,他千里迢迢寄來一份禮物,那是隻中型的不鏽鋼鍋,表舅還特別在賀卡上親筆交代,「多燉點雞湯喝」,十足的醫生口氣。

五十多年來我們在美國歷經多次搬遷,這不鏽鋼鍋還一直是我們常用的炊具之一,堅牢如昔,也不記得用它燉過多少次雞湯啦!我們家裡的炊具當然不少,唯獨這隻鋼鍋是有個「特別名字」的,它就是那隻被我們暱稱為「表舅送的」鍋。

芳谷表舅如今已高齡九十好幾,這些我縈繞於懷幾近一甲子的瑣碎小事,想必他早已記不得啦,但對我而言是記憶猶新,因為我原則上是個「感性」的人。

對他的厚恩,豈是我用「感謝」兩個字就可以表達的。(123RF)對他的厚恩,豈是我用「感謝」兩個字就可以表達的。(123RF)

「彭大夫」在他的白袍生涯中「活人無數」,對眾多的病患而言,表舅是他們感念的「救命恩人」。我父親生前堅持不肯來美依親,在臺獨居十幾年,直到高齡八十八,生活已無法自理時,才讓我們兄弟倆「架」來美國。父親在臺灣獨居的那些年(因我母親在美國以針灸行醫),全靠這「放弟」的適時照應(「放放」是家族長輩對表舅之暱稱),對他的厚恩,豈是我用「感謝」兩個字就可以表達的。

所以,我是在感恩與驕傲的心緒中,寫下這篇短文的。(2021年7月完稿於美國德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