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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風】歐洲視野下的中國風景

華鐸(Jean Antoine Watteau)的中國風畫作《舟發西地島》。(維基百科)
華鐸(Jean Antoine Watteau)的中國風畫作《舟發西地島》。(維基百科)
文/柳笛
相隔萬里卻遙遙相望,風情迥異又脈脈相吸。東方與西方,人類文明演繹出的兩個世界,千百年來總是發生著絲絲縷縷的聯繫。而東方的古代中國,在歷史上曾經作為萬國來朝的世界中心,一直是讓人神往甚至狂熱的國度。

在古老的歐洲人心中,遙遠的東方有一座神州大陸、中心之國。它富足、祥和,擁有人類語言所能描繪的一切美好的特質。沙漠、崇山、遠洋,阻擋不了先驅者的腳步,從絲綢之路的貿易往來,到教士、航海家的冒險之旅,東方世界的商品與傳說一路西行,為歐洲文明注入璀璨的光輝,更變成王室、貴族以至市井細民爭相追逐的國際風尚。

這是歐洲17至18世紀掀起的一股文化旋風。歷經光陰流轉,它於19世紀逐漸淡去,卻化作西方藝術設計領域的學術名詞——「中國風」(Chinoiserie)而永恆存在。

賽里斯的奇幻想像

西方世界對於中國的第一次文化記憶是「絲」。早在希臘時代,希羅多德在《歷史》中便記錄了絲綢。那時流傳著一個傳說,東方世界有一個產絲的地方,希臘人根據「絲」或「綺」的發音,稱那裡為「賽里斯」(Seres)。

兩千多年前,並立於亞歐大陸兩端的漢朝與古羅馬,分別代表著東西方的早期文明。中國是世界上最早養蠶繅絲的國家,漢朝時通過絲綢之路,將精美的絲綢出口到羅馬,成為當時貴族最貴重典雅的時裝。西方先民終於知曉,那個賽里斯就在漢朝。

就在他們驚豔於絲綢薄如蟬翼、輕若煙霧的品質時,駱駝上的商貿隊也隱約帶來了神祕傳說,激起歐洲人對絲綢與中國的無限幻想。古羅馬學者老普林尼的《自然史》浪漫地認為,絲綢是賽里斯人從森林中的羊毛樹上採下纖細的羊毛,以特殊方法紡織而成。

而另一位馬爾塞林在《事業》中把賽里斯描述為富庶、繁榮的世外桃源:賽里斯國氣候溫和,有益健康,城市大而富饒,人們生活在「最大的安寧」中,並與世隔絕。 西元3、4世紀,羅馬帝國受到北方異族的侵擾,盛極而衰,賽里斯國成了歐洲人嚮往並讚美的完美世界。
托勒密亞洲詳圖(十五世紀重繪):左邊是恆河海灣(Gangeticus Sinus)和印度洋(Indicum Pelagus),右邊是大灣(Magnus Sinus),賽里斯(Sericae Pars)在秦尼(Sinae )的北方。(維基百科)托勒密亞洲詳圖(十五世紀重繪):左邊是恆河海灣(Gangeticus Sinus)和印度洋(Indicum Pelagus),右邊是大灣(Magnus Sinus),賽里斯(Sericae Pars)在秦尼(Sinae )的北方。(維基百科)
人神共存的時代,人類總把最好的物品敬獻給神靈,正如遠古的歐洲人為奉祀的神披上了絲綢紗衣。在今天,無論是帕德嫩神廟的女神像,還是那不勒斯博物館裡酒神女祭司的畫像,我們看到的這些藝術珍品,皆身著絲綢服飾,輕柔飄逸、風度翩翩的儀態,傳達著古代西方對中國最初的憧憬與認知。

遊記裡的大汗之國

西元7、8世紀,絲綢之路的消亡阻絕了東西方的交流,至13世紀才出現轉機。成吉思汗的子孫、蒙古的大汗化身中土的帝王,在東方創立新的大一統王朝——元朝。元帝帶著黃金家族的聖光,繼續執鞭策馬,將中國打造成跨越亞歐大陸的超級大國,也使得東西方的交流再次興盛。

商旅們懷著震驚與仰慕之情,上演著一幕幕東遊記。他們用華麗而誇張的辭藻,記錄下在中國的所見所聞,將那個虛幻飄渺的賽里斯,構築成更為璀璨輝煌的「契丹」(Cathay)。第一個真正在中國生活並留下文字的,正是來自義大利的商人馬可.波羅。

沿著絲綢之路,波羅家族走進中原,並於1275年覲見元世祖忽必烈,並為元朝宮廷服務17年。期間,年輕的馬可.波羅是勤勞的行者,足跡遍及元朝的大江南北,見識了一個比家鄉還要廣袤、繁華、壯美千百倍的帝國。回國後,他因熱那亞城邦戰爭被俘,卻在獄中口述,經他人記錄,完成一部風靡多年的《馬可.波羅遊記》。

這本書讓中國第一次走進歐洲人的視野。在馬可.波羅的筆下,契丹國的城市商業發達,百姓生活富足, 堪稱人間天堂。他對前朝都城——杭州,更是不遺餘力地讚美。那裡有黃金和彩繪裝飾的宮殿,畫舫雲集、拱橋密布的河湖,還有遍身羅綺、樂而忘憂的百姓,不僅是「世界上最繁榮最有錢的城市」,更是一座「天城」。
《馬可‧波羅遊記》抄本,第123-124章節。(維基百科)《馬可‧波羅遊記》抄本,第123-124章節。(維基百科)
或許這部遊記細細描述的景象,大大超出歐洲人的認知,始終被視作虛構文學。馬可.波羅之後,傳教士鄂多立克的遊記、虛構的《約翰.曼德維爾爵士遊記》,更在歐洲人的腦海中勾勒出一個富甲天下的東方大國。這些夢幻般的文字,喚起他們對未知世界的求知與渴望。

中國商品引發的藝術時尚

15世紀,歐洲人創造了波瀾壯闊的大航海時代。葡萄牙的探險家達伽馬於1497年揚帆起航,第一次到達印度,開闢東方航線。之後,葡萄牙的船隊在中國南部的海面上逡巡徘徊。留存於記憶中的賽里斯和契丹,即將顯露真容 。

此時的中國正處於實行海禁的明王朝,葡萄牙人幾番努力也只能在廣州、澳門等有限的港口城市進行貿易,但這並不妨礙中國產品源源不斷地流向歐洲。香料、生絲、瓷器、家具、茶葉,這些在中國司空見慣的商品,卻是西方人眼中極具異域風采的奇珍異寶。

葡萄牙人因此攫取豐厚利潤,其它各國也隨之加入這場尋找東方神州的探險遊戲。這是一場令整個歐洲為之沉醉的貿易狂歡。伴隨著印度洋的季風,千帆競發,來自荷蘭、英國、法國等國的一隊隊商船駛向東方,踏上夢寐以求的神奇國土,進行季節性大採購,最後滿載而歸。

在17至18世紀,航海貿易的黃金時代,越來越多的歐洲人,有緣目睹那些富有藝術價值的中國產品。精妙的工藝,奇異的造型,迅速改變著他們的審美趣味與生活風尚。特別是物品上栩栩如生的完全不同於西方的風景、人物、神話、風俗等圖畫,更成為歐洲人實實在在感知中國的文化縮影。

東方貿易引發的這場中國時尚,不再是基於文字的模糊想像,深埋在西方文化基因的「中國情結」終於有了物化的落腳點。有學者說:「我們每天吃飯的青花瓷碗提供了中國風景的最初一幕。」歐洲人更以模仿中國為榮,貴族們逐漸養成飲茶的休閒習俗,手工匠人們開始探索瓷器的製作祕訣;在繪畫、器具、建築、園林等藝術設計領域,中國元素更是層出不窮,融入西方生活的每個角落。

使臣和傳教士的漢學熱

畢竟,一匹綢緞的色澤,一枚瓷碗的花紋,一片茶葉的味道,所能傳達的文化信息是片面而淺顯的,人們還需要更系統、更真實的描述認識中國全貌。
族徽瓷(Fitzhugh),中為Grill家族族徽。(維基百科)族徽瓷(Fitzhugh),中為Grill家族族徽。(維基百科)
大航海時代帶來的貿易熱潮,也促使更多的外交使團、傳教士來到中國。1517年,葡萄牙國王派出了使臣皮雷士前往東方。這位歷史上第一個拜訪中國的使臣非但沒能覲見明帝,反而被關進廣東的監獄。大明朝嚴謹的司法制度卻給這位特殊的囚徒留下良好的印象,因而,他以敬佩的心情把親身經歷寫成書信,偷偷寄出中國監獄,送到海外。

約60年後,西班牙的使臣達拉較為幸運,在福建盤桓兩個多月。他購買了百餘種中國圖書,並請人翻譯,作為他考察中國的可靠資料。返回歐洲後,他便撰寫回憶錄《中國札記》,並在書中首先確證,中國即契丹,亦即大明。在這部回憶錄的基礎上,從未到過中國的修道士門多薩遍覽群書,完成歐洲第一部系統介紹中國全景的文化巨著。

在中國艱難宣教的傳教士們,為了更好地融入中國貴族與士人的生活,努力學習漢語和禮節習俗,意外成為研究中國的西方學者。1583年,耶穌會教士利瑪竇踏上中土,很快獲得明朝官員的尊敬,獲准長期居留,直至客死他鄉。多年的中國生活以及中華典籍的閱讀積累,讓他得以近距離地接觸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並為之讚歎不已。他更認為,中國的偉大是舉世無雙的,柏拉圖《理想國》裡敘述的理想早已在中國付諸實踐。
17世紀,在中國生活了27年的傳教士利瑪竇將《論語》譯成拉丁文,並於1687年在法國巴黎出版,以後轉譯成其他文字在西方流傳。(Getty Images)17世紀,在中國生活了27年的傳教士利瑪竇將《論語》譯成拉丁文,並於1687年在法國巴黎出版,以後轉譯成其他文字在西方流傳。(Getty Images)
利瑪竇身後留下一部手稿《利瑪竇中國札記》,展示了一個地大物博、文明繁盛的中國,成為當時介紹中國最有影響力的著作之一。而他的傳教經驗,也引起歐洲關於如何在中國傳教的「禮儀之爭」。傳教士們紛紛撰文著書,翻譯中國經典,努力把自己對中國的見解告訴歐洲人。如此,更為深層的中華傳統文化大規模輸入歐洲,西方「漢學」就此興起。

至此,歐洲人以不同的身分、不同的視角觀察中國,認識到在海平線之外,一個富裕、祥和的中國竟如此傳奇迷人。 這個發現讓他們欣喜、陶醉。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一種叫「中國風」的藝術風格即將華麗登場,在歐洲各地綻放出中西合璧的瑰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