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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民眾到底能不能去中國工作？苗博雅指出，《兩岸條例》第33條規定得很明確，第一部分只要是非黨務、軍事、行政或具政治性機關，基本上都是法律允許的。而第二部分又分為2種規範，只要是經陸委會公告的機關就是禁止；若陸委會沒有公告，但確實是黨、政、軍或政治性的職務，就必須要先取得許可。
判決書中指出，「社區居委會」承擔相當於基層政府的行政管理職能，且須接受政府機關指導，可視為「準行政化組織」；其工作經費或生活補助也有相當程度仰賴政府支應，黨政體系始終主導居委會改革與日常運作，因此可算是陸委會2004年公告中的「具政治性機關（構）、團體」。而「主任助理」也確實算是「社區居委會」中的職務。
天外飛來一筆 法院自創嚴格審查標準
然而，苗博雅表示，法官認為《兩岸條例》第33條是限制人民的職業選擇自由，且「難認有何『特別重要之公共利益』需要保護」，並以立法理由「影響臺灣地區之安全及安定甚鉅」為由，採取最嚴格的標準來審查。也就是說，法官認為政府要禁止人民去中國做工作的話，這個職務必須達到「嚴重影響台灣地區的安全和安定」。
律師黃帝穎說，美國聯邦調查局去年起訴了5個中國上海編制的網軍，今年也開始法辦接受滲透的學者，都無須舉證對美國有何不利影響，而北高行卻自行創立如此嚴苛、異常的舉證責任放縱違法者，這是在為誰護航？「如果每個案件都要具體審視其中的統戰行為對臺灣有何不利影響，這樣的舉證責任全世界沒有人能做到。」
「這個標準比刑事處罰更加的嚴格。」苗博雅說。她舉例，任何一個人如果在臺灣替中共發展組織，不需要達到影響國家安全甚鉅就會受到《國安法》共諜罪的追訴；而《兩岸條例》的性質只是「行政法」，與《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是一樣的，不需要等到已經嚴重影響交通安全，只要違規就可以開罰單。
臺灣教授協會代理會長陳俐甫則認為，法官並不一定了解政治或國安專業。以中國人大通過嚴重傷害香港的「港版國安法」為例，由於採不記名投票，若有臺灣人民擔任陸委會公告禁止的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國人大）代表，投同意票通過一個傷害臺灣的法案，以北高行的說法，要如何證明對臺灣造成立即不好的影響？
中共躲捕手條款 北高行配合架空法律
苗博雅質疑，如果法院要用比「刑事處罰」還要嚴格的標準去審查「行政裁罰」的話，《兩岸條例》第33條是否有辦法執行？如果創下這樣的先例，以後中共只要創設與陸委會公告禁止的機關不同名稱的職務，然後臺灣行政法院法官再配合判決不違法，這一條規定就直接被架空了。
「行政法院的權力有大到可以限制立法意象嗎？」苗博雅質疑。她強調，立法者的意象非常清楚，擔任沒有公告禁止的黨、政、軍或政治性的職務應取得許可，就是避免掛一漏萬的捕手條款，防範中共發明各式各樣不在禁止公告上的政治性職務，引誘臺灣人任職；而北高行這個判決卻從實質上廢除了這項規定，也是這個判決中最大的問題。
苗博雅也以武漢肺炎病毒（中共病毒）舉例，如果有人感染了1隻武漢肺炎病毒，當然不會發病，但累積到一定濃度時就會產生症狀。如果北高行把每個司法個案都切割來看，每個案件因涉案人數少，看起來都不會對臺灣造成立即的損害，但若從社會整體來看就非常嚴重；而這也是北高行法官的盲點，觀點非常片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