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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鼎邦與朱婉琪的對談: 尊重人的價值

(接29日刊文)

朱婉琪(以下簡稱朱)

:我們回到這個事件的本身,對於中共的人權迫害,不管是對民主人士、法輪功人士或者是說圖博人士的非法迫害,很多中國民眾反應是冷漠的,不少台灣人民甚至是隔岸觀火,其中一個原因或許是對中共迫害還不夠了解,尤其是對中共國安迫害人權的事根本不清楚。

就是說台灣民眾很難想像中共的「東廠」從機場抓走一個人,用你的話講就是「人間蒸發」了的這種恐怖。你長時間被訊問的過程是沒有律師在場的,你覺得這54天來最痛苦的事情是什麼?

鍾鼎邦(以下簡稱鍾)

:一個人無助的在被隔離的地方訊問,精神所承受的壓力是難想像的,而且是沒有盡頭的。剛開始的時候呢,我很明白的跟他們說這是綁架的行為,我因而絕食,完全不進食、不喝水,爭取到讓在台灣的太太能夠知道我在哪邊。

接下來的訊問過程,讓我從不配合變到比較配合的一個關鍵點,就是在大概是我進去了不到一個星期吧,有一次連續訊問了很久,到了半夜十二點左右,國安人員對我說: 「我們用比較人性化的方式來問你,希望你跟我們配合回答問題,結果都沒有進展,上級對我們非常非常不滿意。現在外面有另外一個團隊隨時要來接手訊問,你再不配合我們的話呢,我們就沒有辦法來保護你了,如果換另外一個團隊,你大概就知道會是怎麼一個情況。」

在中期的時候,他們比較常用的一個方式就是說,「如果不配合的話,你就會從監視居住變到刑事拘留,那刑事拘留的話就是睡通鋪,然後我們問你的時候就不是這樣談話式的問你,就是隔著鐵窗問你。」他們還常提到,「你如果認罪悔過態度好,我們就可以放你回去,我們跟上級爭取放你回去,因為你比較配合。如果說你不是很配合的話,我們可能會進入司法程序,進入司法程序的話,根據我們手邊有的這些材料,那你可能就會有幾年,至少個五年吧,七年以上的這是最少的。」也說我可能就回不了台灣了。

在訊問過程中,他們會常提到是用比較人性化的方式來問,但就一個對待人的標準來講,這哪有人性可言。我一個人被隔離面對這些,我非常擔心自己的身家安全,我也擔心我的家人會擔心我,尤其是我女兒。我被關的期間,就是在這種氣氛下活著。

朱: 就我所知,兩岸三地都有不少律師談到,其實插播真相,第一、在中國大陸根本不構成危害國家安全罪,第二、你捍衛了中國人民知的權利,以及他們應該享有的基本人權、憲法權利。你心知肚明在這根本不是什麼危害國家安全罪的情況之下,卻被強迫認罪跟悔罪 ,我想那個時候您的心理壓力一定很大 ,能不能稍微給我們敘述一下?

鍾:不單單是法律上的認識,因為我是一個法輪功的修煉者,我在中共逼迫下這樣配合認罪的話,對於一個真理的追求者來講是很大的恥辱,這是我非常後悔的一件事情。

可是在裡面的情況之下,我為了我的家人,在這一點我等於做了妥協。當一個修煉者做了個妥協,這點對我來講是非常痛苦的,這個……直到現在為止我都非常懊悔這件事情。當然很多朋友安慰我,可是我覺得我做的這個事情、這個遺憾我沒有辦法挽回。這點來講是我從裡面一直持續到現在,我覺得這是最遺憾的事情!最遺憾的事情!是這樣子的。

我們常說,對一個受了冤屈的人,至少要給他說話的權利。插播這件事,有些法輪功的學員因堅持信仰而被迫害,關押勞教,甚至致死。又被鋪天蓋地的謊言說成殺人、自殺、自焚、精神病,讓不明就裡的善良民眾仇視法輪功。在這種情形下,挺身而出,是正當的發聲,是義舉。

朱;你會不會因為這樣一段經歷,對於中國的法輪功學員所受到的迫害的感受更深刻了?

鍾:他們是很直接的。他們面臨的是更直接而更具體的壓力,而且壓力不只來自精神上面、來自肉體上面,還包括說,他們被逼迫簽下不修煉的保證書,就這點來講他們所受的壓力是比我的大的多了,這使我對他們能夠堅持,我覺得我是非常敬佩他們。(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