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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國階層結構看社會轉型的失敗(下)

⊙何清漣
轉型失敗 源於分配不公

改善社會階層結構的決定性因素是社會分配制度。一個社會的收入分配制度是指收入分配交易規則的總和.即用法律與規則構架的各個分配主體之間的權利與利益的關係。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收入分配主體一般是由三大利益集團構成,即人力資本所有者(勞動力所有權)、雇主(生產資料所有權)和政府(公共政治權力)三者共同分割國民收入。中國的主要問題是:

1、按人力資本貢獻的財富分配因素正在弱化,勞動者報酬在社會分配中占的份額較小且有越來越小的趨勢。

這方面官方資料也存在爭議。中華全國總工會官員張建國數年前接受中工網採訪時列舉的資料是,中國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在1983年達到56.5%的峰值後就持續下降,2005年已下降到36.7%,22年間下降了近20個百分點。此說被財政部否定,認為被嚴重低估。後據中國社科院發布的《社會藍皮書:2013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資料,中國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重由2004年的50.7%下降到2011年的44.9%(美國近十年是58~60%)。

2、資本報酬在GDP中的比重增加。

全總官員張建國在同一次採訪中還提到,從1978年到2005年,與勞動報酬比重的持續下降形成了鮮明對比的,是資本報酬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0個百分點。但資本報酬在GDP當中究竟占比多少,他沒有提。但北京大學CCER中國經濟觀察課題組在《經濟轉型成長與資本回報率演變——中國改革開放時期資本回報率估測(1978-2005)》中,以權益作為資本存量計算, 從1998年到2005年間,資本總回報率從6.8%上升到17.8%。

導致這種情況出現的原因,研究者普遍認為有如下幾點,一,政府財政收支對資本收入份額有著明顯的增強作用;二,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中,政府財政行為具有比想像更為重要的作用;三、權力資本的暴利在擴大而中小企業普通民眾的盈利空間被擠壓。

中國人都熟悉「權力資本的擠壓」是怎麼回事。由於腐敗官員數量逐年擴大,貪汙受賄早就逾越百萬級,向千萬及逾億成長。不少官員或通過審批項目和提拔官員大舉斂財,或在各類企業中擁有乾股分紅,讓擁有官股保護的企業獲得暴利的同時,卻使通過正常管道辦事的普通守法企業步步艱難,讓社會整體運行效率大大降低,從而改變了社會財富分配的流向。

全世界絕大多數國家都採用基尼係數衡量收入差距,但中國卻有個「家庭淨資產基尼係數」,這就是北京大學中國社科調查中心在《中國民生發展報告2014》提到的:2012年中國家庭淨財產的基尼係數達0.73,頂端1%的家庭占有全國1/3以上的財產,底端25%家庭擁有的財產總量僅在1%左右。該報告之所以設定一個家庭淨資產的基尼係數,應該是考慮到中國資本收入在GDP當中所占份額過大,已經成為社會財富分配當中的一個極重要的因素。

改善社會階層結構的積極因素已經消失

中產階級對中國社會在政治層面的作用一直處於被壓制的狀態,這點我在數篇文章中都分析過。本文涉及的僅僅只是數量意義上的階層結構。這一結果在幾年前我曾有過預測。在〈虛幻的自我安慰:中產階級隊伍在擴大〉(BBC,2010年3月1日)一文中,我指出,中產階級人數增加依賴兩個基本條件:第一,有賴於現代部門就業人口的增加(農民工屬於低收入,其人數增減對中產階級人數影響不大);第二,有賴於就業人口工資的成長。從中國的現狀來看,上述兩種情況均未出現。更重要的是,近10餘年來,由於職場之路變得越來越艱困,中國社會成員的向上流動管道已經嚴重阻塞,它帶來的後果是:一方面,精英選拔當中,一旦「血統原則」起首要作用,成就原則退居次要位置,社會精英的素質將會日益退化。這很不利於社會進步;另一方面,社會不公將會加劇。這種血統原則造就的機會不均等體現在社會成員的身分傳承上,是最根本的社會不公,其後果較之財富分配不公更為惡劣與嚴重。

在最近發生的徐純合事件中,中國民間輿論呈現一邊倒現象,反映的不僅僅是中國人對公權力肆虐的痛恨,更深層次上反映了中國社會階層之間的巨大撕裂。(全文完)──轉自「美國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