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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柬埔寨見到了地獄(圖)

——記“S-21”監獄

S-21最後的7個倖存者之一Vann Nath是一位畫家,他後來用油畫描繪了S-21的恐怖景象,以警示後人。(網路圖片)
S-21最後的7個倖存者之一Vann Nath是一位畫家,他後來用油畫描繪了S-21的恐怖景象,以警示後人。(網路圖片)

【大紀元訊】 去了一趟柬埔寨。回國多日,戰慄的心還留在那裡。因為意外地到達“地獄”。
 
事實上,有關柬埔寨的所有記憶,都是在飛機降落金邊的一刻突然被激活的——西哈努克、朗諾·施里瑪達集團、韓桑林政權、四號公路、馬德望省、詩梳風、紅色高棉……這都是我們的兒時熱詞,在那媒體少得可憐的年代里,那些熱詞幾乎天天在我們耳邊聒噪,但從不知道那時候的金邊已經是地獄,地獄的“閻王殿”被現在人叫做“S-21監獄”。
 
也許過於驚悚,旅遊菜單中原先沒這個景點。游完西哈努克的皇宮,有人臨時起意:附近有個“殺人中心”在國際上比皇宮還出名,不妨去看看。於是有了這次即興之行。
 
大概離瑰麗奢華的皇宮太近,“S—21監獄”顯得格外陰森。
 
地獄與天堂實在太比鄰了。在這麼一個全球著名的殺人魔窟,茉莉香得太詭異,紫荊紅得太血腥。遊人無意的笑聲更顯得梟叫一樣刺耳。
 
此地又名“波爾布特罪惡館”,原本是一所高中。當聽導遊瑪麗介紹,二十年前,在操場起出九千具屍體,現在下面仍有一萬多具屍體尚未開挖時,頓覺陣陣陰寒從腳底泛起。
 
三十八年前,瑪麗14歲,她記得很清楚,金邊被紅色高棉“解放”的第三天,就有無數黑衣“解放軍”(俗稱‘烏衫兵’)鳴槍上街,全城響徹着事後被證實是彌天大謊的叫囂:“父親和母親們,我們不得不離開城市!美國人就在10公里以外,他們馬上就要開始轟炸!”年輕的烏衫兵手握半自動步槍,食指緊扣扳機,一遍遍狂呼,連收拾起碼行裝的時間都不給市民,見有不肯離去的,當街就可處決,密集的槍聲在每條街巷響起,約兩百萬名莫名奇妙的男女老幼驚恐萬狀地蜂湧而出,卻四顧茫然,根本不知去向何方。無數的家庭,想聚集了全體成員再走,卻被控“抗拒”而遭集體槍殺。有的街區集體相約不走,竟遭手榴彈投擲、迫擊炮轟擊和機關槍掃射。教堂里,濟濟一堂的教眾和神父,霎時化作血肉;醫院裡,搶救病人的醫生、護士只因履行救人的職責而誤時,也紛紛倒在槍口之下。成千上萬的民居門戶洞開,曬台上剛剛晾曬的衣服不及收走。馬路邊,無主寵物哀聲一片。赤日炎炎,沒有食品和水,嬰兒被丟棄在道旁和稻田裡,無數老弱倒斃荒草。一旦倒下,烏衫兵的吉普就直接從他們身體上壓過去。屍體鋪滿了道路。數不清的骨頭、肉體、頭髮、下巴、耳朵被載重的卡車迅速壓平以清理道路。人們紛紛把自己的眼鏡、照片、工作證甚至手錶丟進水塘,因為這些東西隨時都能招來殺身之禍。擁有200萬人口的金邊幾乎在一夜之間就變成了鬼城。瑪麗說,14歲的我被趕到深山墾荒,我說的一切,你們都可以在《MR.CHUMMEI口述》和影片《Behind the Wall of S-21》里找到見證。
 
活下來的人們長途跋涉,投奔鄉下親友或者被指定在荒蕪人煙的深山密林里安家落戶。由於缺乏起碼的農具,許多家庭不得不以刀耕火種的方式墾荒。糧荒,缺醫少葯,又有大批人死於霍亂、瘧疾和水土不服。
 
這一切的總導演,就是我們“親愛的波爾布特同志”。
 
現年四十以上的國人,幾乎無人不知波爾布特。波氏是紅色高棉“首席”,柬共總書記,世稱“波魔”,在他執政期間,類似的殺戮刑場全國開設了158個。每個監獄都有功能設置。S-21監獄主要用來審訊、拷打和處決黨內異己和知識分子。瑪麗說,我的哥哥和父親,因為是“知識分子”而被抓走了,從此再沒見到他們。據統計,此處關押的兩萬人,後來統統處決,僅七人倖存。現年72歲的波敏就是倖存者之一,獲得解救后,自願來這裡擔任講解。
 
每個展室都有繪畫展示慘絕人寰的行刑場景——從第三展室起,寬敞的教室成為照片的走廊,無數張臨刑者的照片從四面八方瞅着你。更令人震撼的是,成百上千個嗜血獄卒的照片也被組合成“照片牆”,策展者讓雙方隔開1米許對視。其中,有一堵“女殺手牆”,細數了一下,約有300餘個,其中不乏風姿妙曼、沉魚落雁者。
 
殺手們都還活着。紅色高棉倒台後,西哈努克親王宣布除了戰犯外,全國大赦,實行民族和解,無數殺手得以重新返匿民間。但按照有關法令,他們的照片仍可公開,他們可以被赦免,但不再享有“肖像權”。
 
我相信良知的力量,沒有一個獄卒膽敢重返S-21監獄。波敏說,波魔年輕時留學法國,養成一種變態的癖好,那就是喜歡品味臨刑者瀕死前的恐怖表情。為此,他下令,每個人處決前必須留下照片,選其最為驚怖的一瞬,造冊供其“御覽”。“應該感謝他的惡癖。”波敏說,人間才有如此完備的鐵證。
 
在S-21監獄,你不能找出更狹小的監禁室了,它是磚頭砌成的、大小1平米的“水泥棺材”——“每平方米用‘地銬’銬1人,可以蹲或斜躺,但不能平睡,每教室關四五十人,臭氣熏天”。波敏說,每天的口糧是:每20人配給1公斤大米,燒的粥和清水差不多,獄卒都是15歲至18歲的青少年,自稱“高棉紅衛兵”。這些“高棉紅”,每天拿酷刑當娛樂,鞭刑、烙刑、電刑、辣椒水、掀頭皮、剝指甲、剪乳頭、剁手指、抽筋扒皮、剜眼割舌……目的就是要你誣告別人,只要你胡亂指認了,新人入獄,你的“任務”完成,死期也就到了:操場就是刑場,為“革命”節約子彈,殺人多用熱帶硬木棍重擊或斧砍、鋤砍頸部。
 
陳列室的最後,有巨大的“髑髏櫃”,密布的頭蓋骨上,大都留有斧痕。自幼酷愛畫畫的波敏上世紀六十年代後期就加入了紅色高棉,長期在北方山區打游擊,因為擅長繪畫而在宣傳部工作,並愛上了一名來自金邊的受過良好家庭教育的姑娘薩。
 
1975年,紅色高棉打下了金邊,波敏隨軍進入金邊時,大駭:整個金邊哪裡還是“東方巴黎”?分明是座空城、鬼城,所有的市民都被趕走了,薩帶他尋找兒時的記憶,一個玩伴都沒找到,她哭了。
 
第二天,他們就被捕了。他被送進S-21監獄,從此就沒有再見到她。他至今都不明白為什麼被捕。
 
參觀行刑室時,我們的腳底開始抽筋,同行的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出庭律師張軍稱,他見過不少觸目驚心的展覽,但發現波魔事實上比希特勒更變態,因為“毒氣室”的致死過程基本是“先昏迷,后死亡”,亦即“麻痹死”。而這裡,卻是一種石器時代的“硬死”,殺手處決罹難者時連人類最稀薄的惻隱心也沒有!
 
牆上繪畫展示的活體剝皮、捅眼割喉、剖腹摘腎、活摔嬰兒等,當初天天在此上演。最痛苦的,被謔稱“高棉的微笑”,劊子手拿一種“糖棕櫚”(棕櫚樹的一種)的闊厚葉片做刀具,慢慢地把人割死——葉片太鈍,通常要割幾天,割的過程中,葉片分泌一種毒素,受刑者渾身難受,如千針鑽心,萬蟻嚙骨,奇癢與劇痛並舉,求死不得,求生不能,最後在悸怖中面露詭譎之笑而死。
 
但最恐怖的,還是全球獨此一家的“鑽腦機”,波敏介紹說,為了給波魔補腦,竟然向某國(據說是中國)定製了鑽腦機,取人腦滋補。被處決者綁定在椅子上,在極度的恐懼中,高速旋轉的鑽頭,囂叫着從其後腦緩緩鑽入……牆上有一張據說波魔最珍愛的照片,這是一個懷抱嬰兒的美麗的女教師,在即將鑽取她的腦漿時,她表情平靜,但臉頰上流下的大顆淚珠卻清晰可見。
 
1975-1978年,波魔統治的三年八個月又二十天里,為了打造“人類社會的天堂”,共進行了9次大清洗,這個總人口700萬的南亞小國的“非正常死亡”竟達300萬人,100萬人左右因遷徙、勞改、瘟疫、饑饉而死,另有200萬人則是被屠殺的。
 
但波敏又是如何活下來的呢?
 
“我是個畫家”。波敏說,入獄不久就被列入“迅速處決”的名單。臨刑前,劊子手通常會消遣性地問:“你,繼續活下去的理由是什麼?!”我說畫畫。他們說:“好,那就畫一張領袖像試試!畫得不像,就鑽腦!畫得好嘛,可以吃我們的剩飯。”
 
“我畫了馬恩列斯等人的肖像,他們認為我畫波爾布特最好。從此我就主要畫波魔,附帶畫馬恩列斯,而且可以在獄內走動,也因此,我見證了他們的一切滔天罪行……”波敏說到這裡呼吸比較急促:“我得拚命地證明自己很能畫,才不被殺戮,我不停地畫,典獄長一張張不停地向上獻畫邀寵,直到金邊被解放。”
 
“高棉紅”一觸即潰,典獄長臨跑還殺了最後的14個人。令人百般不解的是,這個惡魔最後一顆子彈竟然射向自己最小的弟弟,而波敏七人不死,皆因身懷“絕技”——除了波敏外,一個是專修無線電、半導體和電台的,號稱“萬能電錶”;一個專治疑難雜症的“神醫”;一個兼燒高棉宮廷菜和法國大菜的頂級御廚;一個兼修鐘錶和槍炮機械的超級技師……典獄長匆忙中把他們一一上銬,計劃往北方山區轉移,獻給“敬愛的波爾布特”,沒想到剛出獄門就束手就擒。
 
獲救后的波敏主動要求到波爾布特罪惡館擔任講解。館內所有的血腥殺戮場景都是波敏根據回憶所畫。能為撒旦畫像的,自然也能為地獄造像。
 
紅色高棉被清算時,惡貫滿盈的典獄長上了法庭,波敏毫不猶豫地擔任了證人。前者見到他就下跪道歉,波敏因此建議法庭免其一死,判決他作為“惡魔教員”到波爾布特罪惡館服刑,擔任“終身講解”。(這樣的建議,倒也別緻。)誰知典獄長聽了如見鬼魅,驚恐萬狀,抵死也不願去,涕泗橫流地懇求法庭判其速死……
 
三十多年過去了。七位倖存者如今只剩兩名。
 
“和你們那裡總有人想為‘文革’翻案一樣,”他說,“我們這裡其實也有很多裝睡的人。”但自從有了世人皆知的“罪惡館”,就沒人再敢裝傻了,誰為波爾布特說話,一個賣芒果的,都會揪着他的耳朵說,走!睜大你的狗眼,到“S-21”去看看!
 
都說夫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這就是記錄的力量。
 
(胡展奮,資深媒體人、著名記者、專欄作家,著有《黃金的輓歌》、《衝出勞改營》、《記者胸悶》、《我的最後一張底牌》等。)

──轉自「看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