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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民眾對器捐與醫療系統信任度降低，或已反映在大愛捐贈人數上。據衛福部統計，2024年器捐案例366人，截至去年9月，實際受贈人數僅224人，較往年減少近三成。其中以等待腎臟移植人數最多，人數達8,831人。
不願具名的醫師陳冠宇（化名）向《大紀元時報》表示，台灣目前以親屬活體移植為主，大愛捐贈嚴重不足。即便在大型醫學中心，等待機會依舊匱乏，這正是導致部分病患轉向境外管道的背景因素。
在供給不足的情況下，臨床觀察到病患轉往境外尋求移植，陳冠宇說，雖然法律不允許，但仍有民眾選擇赴中國換腎，不過醫師通常不希望病人赴陸換器官，主因是仍存在「風險」。
陳冠宇說，在台灣器官移植前，分別會對捐贈者與受贈者，進行完整的身體檢查、抽血、及交叉比對，以確保合法性與健康狀況；但中國的器官移植，其器官來源、是否經過完整檢查等細節皆不明確。
此外，陳冠宇也提到，目前法令規定中國移植案例回台後必須上報，程序相較以往更為嚴格，若未依規定申報即屬違法。
陳冠宇說，台灣目前的器官移植現況以「活體移植」為大宗，主要集中在親屬之間的捐贈，原因在於，台灣的大愛捐贈人數非常稀少。即使是在大型醫學中心，等待器官捐贈的機會依舊相當匱乏，這也是導致部分病患尋求境外管道的因素之一。
陳冠宇補充，公立醫院的醫師，屬於公務人員，赴中受嚴格管轄，必須進行申報，而私人醫院的管轄權責則有所不同。
捍衛人權司法 拒絕「器官外交」
除實務的醫療風險外，台灣社會的信任動搖更為關鍵。台灣基進台北市內湖、南港區市議員參選人吳欣岱向《大紀元時報》表示，在民主國家，器官捐贈被視為愛的表現，建立在人民對政府與醫療體系的高度信任。反觀中國、俄羅斯與北韓等極權國家，將國民器官作為戰略資源，甚至演變為「器官外交」，透過提供特定國家政要所需的器官，使他國陷入債務感，達成受制於人的政治目的。
對此，吳欣岱示警，若台灣政府無法對境外強摘器官市場的價值觀，做出強烈批判與區隔，將直接衝擊國內民眾對醫療體系的信任。實務數據顯示，當境外惡質器官仲介或爭議性移植事件（如心肝雙移植事件）的新聞發生時，台灣願意簽署器官捐贈同意書的人數皆會大幅下降。
吳欣岱說，若司法不能展現守護人權的強烈立場，台灣將難以培育願意捐獻的善良民眾，最終導致國內器官供應更加匱乏，迫使病患更加依賴極權市場，形成惡性循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