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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在最初幾十年，「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和冷戰後的全球化，都給美國整體帶來了切實而巨大的利益。它們幫助美國在1945年後鞏固了戰略主導地位，推動了數十年的經濟擴張，擴大了西方技術和制度在全球的影響力，並促成了冷戰的和平結束。
長期以來，這個體系似乎鞏固而非削弱了美國的地位。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安排逐漸削弱了它們曾經帶來的優勢。
從「脫鉤」到「去風險化」
川普總統領導下的兩屆政府在推進「脫鉤」與「去風險化」這兩個進程方面，比近幾十年來的任何政府都取得了更大的進展。
在經濟方面，川普總統將美中關係視為「零和博弈」，而非互利共贏的融合。這種博弈，長期以來使得北京透過強制技術轉讓、政府補貼、重商主義（mercantilism）和利用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漏洞等手段獲益。
從川普總統第一任期的301條款關稅、華為黑名單和投資限制，這些措施引發了最初的美中脫鉤（decoupling），並將政策重心從接觸轉向競爭；到第二任期內更嚴厲的升級，包括提高關稅、擴大關鍵技術出口禁令，及明確降低供應鏈風險；這股長期累積的壓力已經明顯放緩，並開始逆轉數十年來日益加深的美中相互依存局面。
即使出現經濟停滯、面臨法律挑戰及短期波動的情況下，該整體發展軌跡始終將美國的國家經濟主權置於優先地位，而非傾向於中共（主張並從中受益）的全球效率提升。
在體制方面，川普總統果斷的反對日益將國家主權置於聯合國機構、氣候協定、世界貿易組織及類似機構之下的多邊框架。在其第一個任期，美國退出了《巴黎氣候協定》、「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聯合全面行動計畫》（JCPOA，俗稱伊朗核協議）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同時要求北約（NATO）分擔責任，並在言辭上明確強調主權問題。
川普總統第二任期極大加速了這個進程，立即重新退出《巴黎氣候協定》，退出世界衛生組織，並在2026年1月簽署一份影響深遠的總統備忘錄，指示退出聯合國重要機構在內的66個國際組織，同時削減其資金並全面審查條約。
這些舉措以交易型的「雙邊主義」和平等夥伴間的「自願聯盟」，取代「超國家治理」。
事實上，就在川普總統第一個任期就職時，這股強大的（社會、經濟或地緣政治趨勢的）暗流已然積聚。這些勢力並非由他一手締造，但是他的個性、時機選擇及務實交易導向的「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本能，使他成為一個影響力巨大的催化劑。
他對循例妥協的厭惡，及願意忍受短期痛苦的決心，產生了持續的壓力；換作是一般領導者，往往會選擇規避風險，或回歸舊有的「接觸」模式。
跨大西洋共識的終結
終結「跨大西洋共識」帶來的影響遠遠超出了美國。歐洲各國最初譴責美國撤軍和加徵關稅「損害了全球合作」，如今卻面臨著越來越大的壓力，需要實現供應鏈多元化、增加國防開支，並重新審視自身與中共之間根深蒂固的經濟聯繫。
澳洲、加拿大、英國和日本等盟友的回應呈現出一種典型的混合態勢：一方面公開含糊其辭，另一方面卻悄然加速——即便表達了保留意見，也加快推進回流盟友國家，並收緊技術限制。
最終結果就是，舊有的跨大西洋和西方共識正逐漸但無可辯駁的瓦解。中等及較小的國家面臨不斷加大的壓力，被迫做出選擇：是繼續固守日漸式微的多邊秩序不放，還是及早適應這個更加强調主權和利益交換的國際格局。
對於任何理性行為者而言，無論是中等強國的領導人還是跨國公司的執行長，明智的做法既非宿命論式的投降，也非正面抵抗。以民族國家為中心的世界格局的結構性趨勢，如今已深深根植於安全考量、經濟現實和國內政治壓力之中，難以輕易逆轉。對抗這種趨勢只會浪費有限的經濟資源和政治資源，更明智的做法是積極主動的盡早調整。
率先行動的企業可以鎖定友好國家的供應商，重新部署關鍵資產，並在競爭加劇前獲得政府激勵。果斷行動的國家可以吸引重新設定方向的投資，加強雙邊聯盟，並在國防和關鍵產業領域增強韌性。先行者能夠獲得可衡量的優勢：更高的外國直接投資流入、更大的戰略槓桿作用和更低的長期轉型成本等。相比之下，後行者則面臨資產擱淺、突發合規衝擊和競爭力下降等各種風險。
然而，抵制之聲依然高漲且遍及各處。許多商界領袖繼續積極遊說，要求關稅豁免和優惠待遇，而歐洲領導人和其他各方則公開譴責美國的政策轉向，稱其「危害極大」。但這並不意味著這股基本趨勢已經停滯，而只是任何範式（paradigm，或譯典範）層級的轉型都會伴隨的、可預見的社會學滯後現象。
那些既得利益者因對舊秩序的投入巨大，正面臨著多重阻礙：包括對以中共勢力為中心的供應鏈與多邊機構的高額沉沒成本、短期季度財報或選舉周期的壓力、對過往共識意識形態的堅持，及一種認為局勢仍可能放緩或逆轉的留戀情緒。
這種阻力解釋了為何轉型過程顯得參差不齊且混亂不堪。它也突顯出為何那些能正確判讀趨勢並及早行動的人能持續領先，而那些反應遲緩的人則必須付出更沉重的代價。
理解這種動態並不意味著我們必須為這種變化歡呼。只是為了讓我們能夠以清醒的頭腦應對這種變化，並且或許能為那些後來者留下一點空間，讓他們在適應的過程中減少不必要的磨擦。
範式轉變
美國現代歷史學家和科學哲學家庫恩（Thomas Kuhn, 1922-1996）在其代表性著作《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1962）一書中指出，科學進步並非知識的穩定線性積累，而是一個由範式驅動的階段性過程。「範式」是一套共享的假設、方法和價值觀框架，它定義了「常規科學」（normal science），即科學家們在既定規則下進行的日常問題解決；隨著時間推移，會出現現有範式無法充分解釋的異常現象。
當這些異常現象不斷累積時，整個領域便進入危機階段，其特徵是充滿混亂、抵制和臨時補救措施。最終，一場革命性的範式轉變將會發生——這並非透過漸進式的說服，而是一種思維框架的整體性翻轉，從而能更精準對應現實狀況。
這種動態與當今的地緣政治和經濟秩序驚人的吻合。二戰後的「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和以中共為中心的全球化曾是主導範式。幾十年來，精英們奉行著所謂的「常規科學」：優化全球供應鏈、談判多邊協議，並假定參與能夠促進共產中國的自由化。然而，持續的反常現象，包括不曾轉向自由化的重商主義、供應鏈的脆弱性、制度僵局，及主權意識的反彈等，卻不斷累積。
我們現在看到的來自政府和商業領袖所展現的抵制態度，可以被視為典型的「庫恩式行為」：對一個垂死範式所進行的結構性捍衛。
結論
從客觀觀察的角度來看，現有體制內部的矛盾驅動了最終結果，而川普總統則是這場變革的催化劑和體現。從庫恩的視角來看，種種異常現象導致了危機、抵制，而現在正處於範式更迭的階段。
或許在更深層次上，這呼應了各種傳統中常見的一種感知：當系統失去道德或功能上的平衡時，便會走向崩潰——彷彿冥冥之中有一隻「天意之手」，正清除不適者，為充滿生命力的新事物騰出空間；而這隻手正是藉由我們所觀察到的結構性弱點與人類行為者來運作的。
至於人們是將其視為真正的天意，還是將其解讀為一種隱喻，抑或將其視為充滿詩意的辭藻，皆屬個人解讀，但不會改變其本質。（信宇編譯）
——作者以提埃（Tamuz Itai）是新聞記者和專欄作家，現居以色列特拉維夫。
原文「The Unraveling: How the World Order Is Breaking–And What Comes Next」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