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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系列社論《九評共產黨》

【九評之六】評中國共產黨破壞民族文化

(大紀元資料室)
(大紀元資料室)

(五)破壞無遠弗屆

在中國古代,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只到達縣一級,縣以下全部靠宗族自治,因此無論是秦始皇的焚書坑儒,還是三武一宗滅佛,這種破壞都是一種自上而下的運動,更不可能徹底,佛、儒典籍和思想必然還在民間存在著巨大的生存空間。而處於青春期的中學生受到中共煽動後進行「破四舊」,卻是一種遍及全國的帶有「自發熱情」的草根運動,同時中共這種「村村都有黨支部」的嚴密社會控制體系,使得這種「革命」運動無遠弗屆,觸及到每一個人,每一寸土地。

同時,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皇帝除了用暴力之外,還像中共一樣用詆譭和謾罵的形式,從人心中根除人們認為最神聖和最美好的東西。意識形態上的消滅,有時候比單純的物質消滅更加有效、更加持久。

(六)改造知識份子

(大紀元資料室)(大紀元資料室)

中國的漢字凝聚了5000年文明的精華,從字形、字音到由此組成的成語、典故都包含著深刻的文化內涵。中共除了簡化漢字之外,還曾經推行過拼音化方案,希望從活的語言文字中消除文化中的一切傳統,後來因實在無法實施才作罷。而同樣傳承了傳統文化的知識份子就沒有這麼幸運了。

在1949年以前,中國有大約200萬知識份子,雖然他們中一些人留學西洋,但還是繼承了一部份儒家思想。中共當然不會放過他們,因為作為「士大夫」階層,他們的思想對民間意識形態起著不可低估的作用。

於是在1951年9月,中共從北大開始搞了一場轟轟烈烈的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並要求在此基礎上「開展忠誠老實交清歷史的運動,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

毛澤東一向是討厭知識份子的,他說「他們應該知道一個真理,就是許多所謂知識份子,其實是比較最無知識的,工農分子的知識有時倒比他們多一點。」「拿未曾改造的知識份子與工農比較,就覺得知識份子不但精神有很多不乾淨處,就是身體也不乾淨,最乾淨的還是工人農民,儘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

中共對知識份子的迫害是以各種形式的大批判開始的,從1951年批「行乞辦學」的武訓,到1955年毛澤東親自將胡風打成反革命,知識份子還並沒有被大規模的劃成另類。然而到1957年,幾大傳統宗教已經被「統戰」到俯首稱臣時,中共終於騰出手來對付知識份子了,這就是著名的「反右鬥爭」。

1957年2月底,中共號召「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鼓勵知識份子給共產黨提意見,並誠懇地表示「言者無罪」。對於中共作為外行卻領導一切,以及鎮反和肅反中濫殺無辜早有不滿的知識份子們以為中共終於開明起來,於是開始說出心裏話,言辭也越來越激烈。

歷史過去多年之後,仍然有許多人認為毛澤東只不過是在知識份子對中共的批判越界的情況下忍無可忍,才奮起反擊的,其實並非如此。

毛在1957年5月15日,就寫下了《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在黨內高級幹部中傳達,其中說「最近一個時期,右派表現得最堅決猖狂。他們想要在中國這塊大地上刮起一陣7級以上的颱風,妄圖消滅共產黨。」接著,那些對「大鳴大放」並不感興趣的各級黨官忽然變得極其熱心誠懇起來。章伯鈞的女兒在回憶錄《往事並不如煙》中記述道:中共統戰部部長李維漢親自撥電話邀請章伯鈞參加整風座談會,並將他安排在頭排大沙發上。章不知是計,提了很多意見。整個過程中,「李維漢神情怡然。父親大概以為是稱許自己的談話;殊不知,他這是在為獵物墮網而心安。」章伯鈞隨後就成了中國的頭號大右派。

我們不妨看看幾個簡單的日期: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5月21日提出;龍雲的「反蘇謬論」,5月22日;羅隆基的「平反委員會」,5月22日;林希翎在北京大學演說,「抨擊中共的封建社會主義」,5月30日;吳祖光的《黨趁早別領導藝術工作》,5月31日;儲安平的「黨天下」,6月1日。這些都是在毛磨好刀後之後,這些知識份子「應邀」發表的言論。

這些知識份子隨後當然都成了「右派」,這樣的「右派」全國有55萬之多。

中國傳統文化中有一種精神,「士可殺不可辱」,而中共卻能做到你不受辱我就不給你飯票,連家人都會受到株連。於是很多知識份子就真的屈服了,在這個過程中一些知識份子出於自保的目的而揭發他人,也傷透了很多人的心。而那些真不可辱的知識份子就被殺雞儆猴,見了閻王。

作為傳統社會道德楷模的「士」階層,就這樣消失了。

毛澤東說:「秦始皇算甚麼?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鎮反,還沒有殺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識份子嗎?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

其實,他何止坑了儒,更嚴重的是摧毀了他們的信仰和心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