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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專訪】走過戰亂 美國退休教授的新使命

吳昌寧教授每週二、四、六堅持經南站轉車到機場。(記者劉景燁/攝影)
吳昌寧教授每週二、四、六堅持經南站轉車到機場。(記者劉景燁/攝影)

文/記者劉景燁
吳昌寧在波士頓羅根國際機場E出口附近徘徊,向中國遊客和美國人講述自己成為法輪功學員的過程的時候,他時而還會提起80多年前僥倖逃過南京大屠殺的經歷。那時,他被母親抱在膝蓋上,坐車離開南京。
吳昌寧12年環繞半個中國。(吳昌寧提供)吳昌寧12年環繞半個中國。(吳昌寧提供)

對於這位退休的麻州大學教授而言,那是他至今銘刻於心的第一個人生場景。當時,日本軍隊已在200英里之外,他的家人不得不逃亡。他們開車、走路、乘船、乘火車和飛機,環繞半個中國,最終卻飄洋過海,在美國麻薩諸塞州落地生根。他們幾乎死於日本人的轟炸;而奇蹟生還的經歷,不僅令他對神佛的護佑深信不疑,更為他在80多年後成為篤信神佛的法輪功修煉者埋下伏筆。

王子變難童 長江邊菩薩解厄

在吳昌寧家的客廳,這位退休教授小心翼翼地抽出一疊文件,第一頁的銅版紙上印著8幅黑白家庭照:一幅是穿著高領制服的方臉青年;一幅是留著短髮的美麗女子;還有一幅是領口繫著蝴蝶結,表情略顯困惑的小男孩。這些1937年在南京拍攝的照片,分別是中華民國兵工署少將吳沆,他的夫人吳管氏,以及他們的兒子吳昌寧。

中華民國少將吳沆一家。(吳昌寧提供)中華民國少將吳沆一家。(吳昌寧提供)

吳沆是一位靠庚子賠款留美的化學碩士,於1928年同另外8位留歐美的碩士被聘為少將級專門兵工委員,研究如何為尚未發生的抗日持久戰做好準備。吳管氏則畢業於蘇州女子高中師範班,並以第一名資格保送到蘇州女子師範學堂。

至今,吳昌寧已不記得南京居所的樣子。他只記得有人告訴過他:家裡有3輛汽車,3位司機,還有專門照顧他這個家中唯一男孩的保姆。

但第二頁的圖畫卻展現了吳氏家庭翻天覆地的變化。那是由已故廣告設計師、藝術家維格諾拉(Dominic J. Vignola)根據吳昌寧的回憶而畫的速寫:遼闊的江面上幾隻水鳥劃過;江邊,一位神色不安的女子抱著小孩坐在黃包車上;不遠處,另一輛黃包車正跑向他們相反的方向。當時,吳管氏帶著兒子去到了蕪湖;儘管暫時躲開了日本軍隊,但囊中羞澀的他們卻已寸步難行。

蕪湖江邊的奇蹟偶遇。(吳昌寧提供)蕪湖江邊的奇蹟偶遇。(吳昌寧提供)

「這就是戰爭的慘痛經歷,王子也可以在一夜之間變難童。」吳昌寧說。

他們的逃亡始於8月的淞滬會戰。作為兵工署少將,吳沆被派往東南的兵工廠監督機器下撤、包裝與運輸,他的夫人和兒子,這時則要自謀生路。

慌亂之中,吳家母子在時而落下的炸彈和慌不擇路的人群中逃了出來,向南走到了長江邊的港口城市蕪湖。他們希望乘船前往漢口與吳沆團聚;但問題在於,絕大多數船隻已被政府徵用,剩下的則不足以承載眾多的難民。當時,吳管氏跟許多中國人一樣,儘管沒有明確的宗教信仰,卻相信覺者的存在,在危難之時往往求救於觀音菩薩。

「我不記得母親那天(在江邊八號碼頭的觀音廟裡)祈禱了什麼。但她的祈禱創造了奇蹟!」吳昌寧說。

就在他們走出觀音廟,登上黃包車幾分鐘後,防空警報驟然響起,路上的人們四散奔逃。突然,吳昌寧看到母親在揮手,聽到她大喊:「陳先生!」那位陳先生就是維格諾拉速寫中,坐在另一輛黃包車上的那位男士。當時陳先生還在吳沆領導的部門工作,並指揮著一條運載人員和設備前往漢口的運輸船;這條船上的一個小零件損壞了,因而他要停船進城購買零件。他對吳氏母子說,他的船已經滿載,也許無法搭載他們了,但他會盡可能地騰出些空間。

到了傍晚,陳先生回來了。他跟船上的廚師達成了協議:晚上做完晚餐,清洗過廚房之後,吳家母子可以睡在廚房地板上。「經過長時間的疲勞和飢餓,廚房就像天堂一樣。」吳昌寧說。從那以後,他開始明白什麼是「覺者的安排」,他與母親也都成了觀音菩薩的信徒。

絕境中神佛護佑 死裡逃生

吳昌寧又取出了維格諾拉的另一張速寫,上面是一位被一雙強壯的手拉著,吊在火車窗外的女士——這是吳昌寧的母親。

火車窗外險死還生。(吳昌寧提供)火車窗外險死還生。(吳昌寧提供)

時間來到1949年的春天。共產黨在北方打得中華民國軍隊節節敗退。這一次,雖然吳沆還在日本監督賠償,但吳昌寧又多了個妹妹隨他們逃亡。他們三人來到杭州,暫住在一個朋友家裡,等待前線戰事的結果。

然而屋漏偏逢連夜雨:就在他們身處異地,囊中羞澀的時候,吳昌寧突然在吃飯時咳出血來。這是傳染性肺病!「我們寫信給父親,問他接下來怎麼辦?他說你們回老家去。他想他一生做官誠實、正直,共產黨不會把他怎麼樣。」吳昌寧說。

「我母親又一次做了正確的事。」吳昌寧說。在蘇堤,吳管氏決定帶子女前往台灣。那裡更方便去日本或美國求醫,更有可能把兒子治癒。

那時,當地的火車站已經人滿為患,每個恐懼共產黨的百姓都想上車,為逃離這片將要淪陷的土地爭取多一點希望。人群擠散了吳管氏和子女,儘管哥哥帶著妹妹擠上了火車,但他們的母親卻只能在車窗下擠開一個又一個的人,抬頭看著車裡面的親人。

「媽媽!」小女孩哭道。

聽到哭聲,窗邊一位健壯的男士伸出了援手。他打開身邊的窗戶,拽起吳管氏的手想把她拉進車裡,然而列車就在這時開始啟動。

「我們都絕望了。母親的手在別人那裡,我又沒有他強壯。我能做的就只有閉上眼睛向觀音菩薩祈禱。但當我睜開眼睛的時候,母親已經被拉上來了。」吳昌寧盯著維格諾拉的速寫說。

直到現在,他依然覺得那次死裡逃生的經歷是神佛護佑的結果。「如果車再開快一點,最後肯定有一個人要堅持不住,她就掉下去了,再也見不到了。也許是哪個好心人,看到自己上不去車,就在下面幫忙推了一把。」吳昌寧說。

這樣他們到達了上海,再從上海搭飛機去台灣。

回首那片生養了他的土地,吳昌寧難以釋懷,以至於現在他仍心繫那片土地的人們。

耄耋之年 為中國人奔波跋涉

在這個二月的週二的下午,吳昌寧穿著棕色的毛衣和灰色的長褲。他像往常那樣戴著寬鬆的圓帽,露出腦後白、灰、黑色相間的頭髮。他褶皺的臉上總是帶著慈祥而堅定的神色。他總是微笑著與人交談,彷彿能透過黑色的眼珠和銀色的鈦邊框眼鏡看透過去與將來。

他來到波士頓羅根國際機場E出口附近,坐在一名穿著黑夾克的年輕華人身邊。那青年勉強地笑了笑,想要把頭轉向左邊看著吳昌寧的眼睛,最終卻低頭滑起了手機。5分鐘後,他將會看著手機說:「喔!我朋友來了!」而後匆匆離開。

吳昌寧教授每週二、四、六堅持經南站轉車到機場。(記者劉景燁/攝影)吳昌寧教授每週二、四、六堅持經南站轉車到機場。(記者劉景燁/攝影)

對吳昌寧而言,這不過是又一個熟悉的場景。一年來,每週二、週四和週六他都會坐車兩個小時,前往機場講述法輪功真相。他見慣了來美國十幾年、幾十年,卻仍然相信中共宣傳的華人。還有些人或許不怎麼相信宣傳,但又為了做生意而不願招惹中共。

「但這是我的使命。」吳昌寧說。他指的是自己會一直堅持向中國人講述法輪功的真相。

來美國已60多年,他自詡為中華民國的愛國者,日本侵略和共產黨叛亂的倖存者,也是一位維護正義、反對中共破壞人權的美國公民。他希望他接觸的每一位中國人、美國人、各國人都了解中共政府對其治下民眾做過的事情,希望每個人能明白真相,憑著自己的良心,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去制止這些惡行。他發現,在所有中共的反對者中,法輪功學員往往最能幫助中共的黨徒找回他們的良知。

因而在2015年,當一個麻州華人移民社團,向這位老教授徵求舉辦中國新年慶典項目的建議時,吳昌寧便建議他們邀請法輪功學員來介紹他們的信仰和功法。

「當時我正好看了《大紀元》的一篇報導,說一個學校邀請了一位法輪功學員去介紹功法,結果有差不多20個人宣布退出黨、團、隊。我一向反共,我覺得這件事值得我推薦。但是那時候我還不了解法輪功,所以我想在推薦之前,我最好先了解一下。」吳昌寧說。

那個社團沒有回覆他的郵件,但想要了解法輪功的決定,卻改變了吳昌寧的人生。他逐漸發現,法輪功的「真、善、忍」理念與他幼年跟母親逃難時,對觀音菩薩的信仰產生了共鳴。

「在我第一次去煉功點回家之後,晚上9點,在電視機上看錄像,模仿師父煉功動作時,有一陣子忽然感覺像被插電一樣,有相當強的熱量注入兩個小腿。過去在冬天夜裡,我有時腳被凍得抽筋而驚醒,為了避免影響睡眠,我經常放一個熱水袋在被子裡。奇怪的是,自從那夜有這個神奇經驗之後,我從此再也不需要冬天在被子裡放熱水袋了。」吳昌寧說。

法輪功自1992年開始傳播以來,在7年間傳遍了中華大地,吸引了大量的學習者。包括「中國青年報」在內的許多中共控制的媒體都對這群煉功人有過正面報導。但當法輪功學員人數超過了共產黨員人數的時候,形勢便急轉直下。

1999年7月20日,時任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在沒有官方文書的情況下,口頭批准了對法輪功修煉者的鎮壓。

對於華人移民吳昌寧而言,這可謂另一場「文化大革命」,亦可謂另一場「六四屠殺」。對於法輪功學員吳昌寧而言,這就是古羅馬對基督徒的迫害,納粹黨對猶太人的滅絕。這些災難之所以能夠發生,不僅僅因為政府的罪惡,更因為社會民眾的盲從。但是,民眾一旦得到合適的引導,亦可成為捍衛人道價值的決定性力量。

吳昌寧把自己視為引導者:以前引導大學生學習,現在引導社會民眾關注中國的人權。但是,吳教授是廣受中國學生接受的導師,而法輪功學員吳昌寧,卻常常被他自己的國人忽視或拒絕。但他也沒有沮喪,也不會因為他們的冷漠而退縮。他一直相信,是上天安排他遇到了這些人,讓他告訴他們法輪功的實情。他相信每一個人都應得到機會,在惡報來臨之前,在人道和惡黨之間做出選擇。

從波士頓羅根機場講完真相,吳昌寧站在南站月台等待回家的火車。(記者劉景燁/攝影)從波士頓羅根機場講完真相,吳昌寧站在南站月台等待回家的火車。(記者劉景燁/攝影)

波士頓地區的一些法輪功學員曾說,吳昌寧是位「可敬的」、「單純的」老先生。這位老先生每天為了跟這些陌生人說說話,情願來回奔波80里路。但對於吳昌寧而言,這難道比他與母親逃難的路程更艱難嗎?那時,他們開車、走路,乘火車和飛機,長途跋涉千萬里,還要躲避日本人的轟炸。

他說,感謝母親的堅持,成就了他的今天;現在,他也理應堅持自己的使命,為自己的同胞盡一份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