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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家】中國紅會被揭轉賣防疫品

【記者顧曉華、何堅/報導】9年前曾曝光郭美美、槓上紅十字會(簡稱「紅會」)的姜朋勇,並未料到會有與紅會做生意的一天;更沒想到,即使是遠走至韓國,也會因此面臨牢獄之災和生命威脅。

他告訴本報:「我妻子已經懷孕了2個多月了,我不想讓我孩子生活在恐懼中」,「救救我,救救我未出世的孩子吧。」而這一切的緣起,就是中共紅會,以及今年爆發的這場大疫。

曾因曝光紅會與郭美美 被逼背井離鄉

姜朋勇曾經在北京政府部門工作,他自稱也算是紅三代,出生於軍隊高幹家庭。他的爺爺是前衛生部副部長,享受高幹待遇;父親是一名空軍,當時屬於林彪那一派,文革中失去了勢力,因此仕途未有大發展。

姜朋勇因其紅三代的身分,自然很容易進入到太子黨富二代的圈子裡面,也讓他接觸到了郭美美,後來他辭掉工作做起奢侈品生意,直到現在做起跨境電商。「所以比較熟悉他們內部的黑箱作業,包括輿情操控這些東西。」姜朋勇說。

其實,對姜朋勇而言,中共和紅會從來都不是善茬(指好對付的人),無論是和它作對或是和它做生意,代價都很慘重。

自詡年少輕狂的姜,當年爆料郭美美、揭露紅會黑幕後,受到體制內重壓和生命威脅;最後為了不連累家人,不得不遠走他鄉。他回憶說,「在國內提出不同聲音,包括講真話,下場是非常非常慘的。」姜朋勇從上次槓上紅會的經歷中得出一個教訓,那就是「中共解決不了問題,只會解決提出問題的人」。

不過當被記者問到,上次因紅會被迫背井離鄉,這次為何還會與紅會做生意?姜朋勇說他們(中共白手套)用了一個理由說服了自己:大疫之下,「中國的老百姓沒有口罩了,中國的醫生也都沒有口罩」。

疫情下 替紅會和中共在海外搶購口罩

本報曾製作「全球口罩荒」專題,揭露「中共在隱瞞疫情的同時,一個月內在全球搶購逾20億個口罩」的黑幕。根據姜的說法,他也是替中共全球搶購口罩的一員。他認為自己是為中國人搶購防疫物資。不過,姜朋勇承認,這種生意的背景並不單純。

新冠病毒(中共病毒,COVID-19)疫情去年底在武漢爆發後,因中共瞞報,加上世衛組織幫助中共隱瞞,直到今年3月11日世衛宣布大流行之前,各國對病毒危險性知之甚少。等到疫情在全球爆發後,世界才驚覺口罩已被中共搶購一空,各國病患和醫護因缺乏口罩等防護品,使疫情雪上加霜。

姜告訴記者,自己參與全球搶購口罩的經歷,就是中共隱瞞疫情的證明。他說自己的生意夥伴黃某,今年1月底就告訴他,政府知道「這個疫情已經擴散到不能控制了」,所以要在海外搶購防疫物資。黃某是浙江省杭州市某公司的法人代表,稱自己是代表浙江省慈善總會和多地政府採購防疫物資。

姜朋勇說,在1月27日黃某委託姜採購口罩時,黃某透露說,3週前(1月初)疫情已經擴散到杭州、溫州,並通過溫州華僑蔓延至義大利等歐洲國家,已經無法控制了。

姜說他們(中共白手套)對自己洩了底,採購物資的目的有兩個,「第一個是為了黨政軍幹部、中共權貴們,要那個N95口罩,能夠保命」,多餘的就「高價賣給有錢人」。

再一個目的,是當時中共沒有公開疫情,他們要趁機提前採購便宜口罩,發國難財。姜舉例說,「他們想單價8元(人民幣,下同)一個,採購1,300萬個口罩,然後35元一個賣給政府,因為這35元的採購預算中央已經批下來了。」

起初,姜朋勇說這是發國難財,是違法的,應該公開疫情,尋求國際援助。他們說不行,那樣國際會封鎖中國,而很多中共官員的資產和子女在海外,所以不能被封鎖。姜說,他們最後用一個理由說服了自己,就是中國老百姓和醫護需要口罩。不過,姜提出了條件,一定要有政府的「紅頭文件」,「並且這紅頭文件要開給你也開給我」,以免未來給他定一個轉賣物資或什麼的罪名。

因此,他的生意夥伴黃某,不但提供了「蘇州市吳江區衛生健康委員會」和「杭州市江干區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等政府部門開給黃某的防疫品採購證明;甚至如他所願,給他出具了、專門開給姜朋勇的政府採購證明(紅頭文件)。

即便如此,姜說他的擔憂還是成真了。只不過,如今公安給他安的罪名不是「投機倒把」,而是「合約詐騙」。

絕境下反擊 再槓上中共和紅會

姜朋勇對於自己的處境十分擔心。他說中共現在不僅在中國指控他,指示公安凍結了他在中國國內的銀行帳號;還凍結了韓國供應商的帳戶,迫使韓國供應商在韓國報案,從而禁止姜離境,甚至督促韓國政府把他遣返。

面臨絕境的姜,說自己手裡有中共紅會貪汙捐贈善款、轉賣救援物資的罪證,他要把這一切曝光。

根據姜的說法,黃某與中共各地的紅會、慈善總會和衛健部門關係匪淺,是中共衛健部門和紅會的「白手套」(代理人的俗稱)。

姜提供的聊天記錄顯示,今年2月1日,黃某告訴姜,委託訂購的350萬個KF94口罩中,有300萬個口罩是要發給湖北省慈善總會,是浙江省慈善總會給湖北的捐贈品;另外50萬個發給湖北省黃岡市紅會的郭某、孝感市紅會的蔣某和武漢市江岸區衛生健康局的莫某等3個收貨地址。

本報經調查發現,黃某提供的這3個收貨人身分皆屬實,分別是黃岡、孝感紅會和武漢江岸區衛健局的幹部。而且本報還暗訪了這3名衛健部門和紅會官員,以及某地紅會市場營銷中心的張某。暗訪結果表明,這些衛健委和紅會官員的確與黃某熟識,儘管他們拒絕披露黃某以及與其交易的詳情。

指證中共盜賣防疫物資 大發國難財

姜還向本報揭露了中共實施「口罩外交」及壟斷並轉賣防疫物資的黑幕。姜說,除了給黃某採購口罩外,自己還替其他多個地級市的政府和紅會採購口罩,「那些交易都是用於捐贈的,本身沒有問題」。不過,在境外採購過程中,姜發現了更大的祕密。

「我在馬來西亞、越南等多個國家採購口罩,說是給中國捐贈防疫品。當時馬來西亞答應為中國緊急製作口罩,但缺乏原料熔噴布。那時候熔噴布主要產自中國,而中共並未配合出口原料。」

為何中共不願開放熔噴布,來增大普通口罩的產能?姜說,他發現中共其實並不缺普通口罩,而是缺乏能有效防範病毒的N95口罩。例如他替黃某採購的KF94口罩,就是類似N95的韓國標準的防疫口罩。

姜說,N95或等同功能的口罩,才是中共全球搶購的目標。他認為,中共通過「白手套」在境外搶購N95,目的就是為了在病毒擴散全球後,利用外國急缺N95來擴大影響力。

根據姜的指控,「口罩外交」只是中共的一個目的,另一個是中共權貴大發國難財。姜說,中共權貴們一方面欺騙境外的愛國華人和供貨商,以捐贈防疫物資為名、壓低進價;另一方面,在境內,衛健部門和紅會壟斷了口罩等防疫品的經銷管道和價格,進行轉賣以牟取暴利。姜舉例說,自己幫他們買的6.5元一個的N95,在國內被他們賣到最高139元一個。

姜朋勇也透漏了自己如何發現其中的不對勁。他說,為黃某採購的一批口罩原本計畫搭乘1月31日韓國首爾至中國長沙的救援物資專機,說是浙江省慈善總會捐贈給武漢市的抗疫品。然而臨上飛機時,黃某突然改口,說不走救援專機,改為私人貨運至杭州。

姜當時就懷疑,黃某背後的紅會和中共權貴可能是在轉賣防疫物資。後來黃某在聊天中向姜透露了,無論是口罩機、口罩還是醫用防護服,他們都是用防疫捐贈的名義去轉賣,背後的「客戶」就是當地的紅十字會和政府領導。

姜指出,即便轉賣物資也是需要政府批文的,尤其是在疫情期間,沒有政府授權和特別通行證,物資運輸是寸步難行。

回顧這兩次與中共紅會的交集,姜感概說,上一次他只以為是紅會的問題。但經過這一次的教訓,他現在認為「這是共產黨政權的問題」,「換什麼領導都沒用」,「這一次我不會再逃」,姜說,自己的想法跟9年前已完全不同,「我有義務講出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