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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時代下,那段小日子——我的同學曾群芳(2)

民國109年5月9日曾群芳後人曾建元(右)、曾士珍、曾令曦等,訪問廖運潘、姜麗芝夫婦(中)於臺北市士林區名山里雨聲街宅邸。(曾薰慧提供)
民國109年5月9日曾群芳後人曾建元(右)、曾士珍、曾令曦等,訪問廖運潘、姜麗芝夫婦(中)於臺北市士林區名山里雨聲街宅邸。(曾薰慧提供)

文/廖運潘
日本時代,在臺灣總督府臺北經濟專門學校(原臺北高等商業學校)讀書時,日本學生占多數,所以臺灣人常常被欺負,打也打不過他們。

戰後初期的校園生活

我們考上臺北經專時,是先報到才分發到部隊。當時的學生只留幾個分隊在學校,但1945年8月大戰結束後都回到學校。開學時,日本人還有約300個。到10月25日正式接收前,日本人一個個缺席,漸漸都不來上課了。25日後,只留下8個老師,原則上會教到我們畢業。我們是第27屆,臺北高商/經專最後一屆的學生。學校學制是日本的三學期制,直到畢業為止都還是維持三個學期。中間歷經1947年二二八,到4月1日時,那8位老師都被遣返了,因為中國國民黨政府怕他們煽動。

戰後初期有一天,被日本人欺負過的臺灣學生,曾把日本人一個個拉出來揍,叫做鐵拳制裁。我那時不在場。因為瘧疾的關係,學期中幾乎很少在上課,加上我那時住姊姊繡英家,所以和曾群芳很晚才認識。

臺北經專的課程全都是必修,沒有選修,我們沒有教科書。老師講課時,重要的地方會寫在黑板上,有的則照稿念。

曾群芳那時在打曲棍球,皮膚很黑,綽號Kuro,我對他開玩笑說:「欸,你還不是最黑的,不要太悲觀。」沒想到他大發脾氣。我脾氣也不太好,沒看過人這樣。我說:「你是不是客家人?」他回我:「關你什麼事!」我說:「客家人就是愛發脾氣。我是客家人。」我說他黑並無惡意,晒黑看起來很健康。我們那時都很瘦,當兵很累,吃的都是鵝鴨吃的蕃薯,不是人吃的,放在大鍋裡煮,只加鹽巴,煮起來黑黑的。胖和黑代表健康,可能那天他打輸球才亂發脾氣吧!日本時代的學生講話都很粗魯,有點故意。所以到老時,我跟曾群芳講話都還是這樣,彼此不太客氣。

在臺北經專時,大家的功課都差不多。日本人的考試只要有唸書就好,一點也不會刁難。難是難在外省人來之後改制為臺灣省立臺北商業專科學校階段的歷史、地理、三民主義、國文、國語等科目,這些比較麻煩。我們的地理老師叫瞿荊州,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但不會講日語。可能他離開日本太久了,我從沒聽過他講日語。他在教我們中國地理時,大概自己也不太懂,加上上課都講上海話,我們國語都聽不懂了,根本沒人聽懂他在講什麼。他講地圖都講「底嘟」,所以學生都叫他「底嘟」。

有一天,他大概發現大家不喜歡他,聽不懂不甩他,偷睡覺,突然大發雷霆。後來一次隨堂考試時,離下課還有30分鐘,大家互看,突然就通通溜掉了,讓老師很沒面子,隔週他就不來了。教我們國文和作文的老師是雷石榆,也是留日的,在中央大學經濟科肄業,他的日語也不太好。他被認為思想有問題,情勢還沒很嚴重時,就被帶去基隆遣返中國大陸了。

光復後,我們開始學國語。一開始,有位很有名的日本老師,叫香坂順一。他在光復時,寫了4卷《華語自修書》,發了一點小財,回日本後還變成北京話權威。當時,合併教室可容納100多人,日本人還沒離開,大家都搶著要聽他的課。但約一個月後,第一批被趕走的是他和本橋春光等,另二位也是教北京話的老師。3位日本人是最早被趕走的,因為中國人來,就不需要日本人教國語了。接替香坂順一的,其中一位叫齊鐵恨,但教沒多久就離開了。(下週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