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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以來，日本企業對中國市場的調整動作，鮮少出現集中關廠或高調宣布「撤離中國」，取而代之的，則是退股、終止合作、不再追加投資等相對低調的方式。多名熟悉中日合資運作的業內人士指出，這並非偶然，而是日企在綜合評估制度風險、法律成本與經營不確定性後，所選擇的一條較為可控的調整路徑。
長期參與中日合資項目談判的北京企業顧問姜先生接受《大紀元》採訪時表示，對多數日本企業而言，直接撤離中國意味著高昂且難以預測的成本，包括勞資補償、合約處理及聲譽風險，再加上與地方政府的長期協調，相關程序可能持續多年，結果也充滿不確定性。相較之下，透過退股、不再續約或逐步縮減投資規模、停止新增投資等方式逐步退出，更能讓企業掌控風險與節奏，降低制度與經營風險，更符合日企一向審慎的決策文化。
低調退場成為風險控制策略
姜先生進一步指出，這種「低調退場」的策略，反映出日本企業對中國經營環境的重新評估。多名日企高層私下指出，近年在中國的經營不確定性明顯升高，包括政策解讀空間收緊、合規與數據要求趨嚴，以及外資企業所處的輿論環境變化，即使尚未直接遭受衝擊，相關企業也已將「制度風險」納入中長期經營規劃之中。
熟悉日本企業內部決策流程的學者周光（化名）表示，日本企業向來重視長期穩定與可預期性，一旦對經營環境的判斷發生變化，通常會優先調整資本結構，而非立刻中止全部業務。「退股不等於馬上離開，但意味著不再承擔核心經營風險」。
多名日資企業人士對《大紀元》表示，近年來在中國經營所面臨的合規要求與不確定性增加，使企業更傾向於降低直接經營與決策責任。通過退股或轉為非控股角色，可在一定程度上減少管理與合規壓力。一名在中國的日資企業高層指出，在日本總部眼中，中國市場已從過去的成長型市場，轉為需要精細控管風險與回報的存量市場，「退出的方式本身，也成為策略的一部分」。
多名受訪者還提到，不同行業與地區的差異，也影響日本企業的調整節奏。在電子、汽車零組件與精密製造等領域，日本企業與中國本土供應鏈的綁定程度較高，完全撤離並不現實，退股或結束合作因此成為過渡性選擇。
日企重新評估中國市場定位
與此同時，中國的成本結構變化也削弱對外資的吸引力。北京一名大學教授指出，近年土地、工資與能源成本上升，加上融資條件趨緊，使部分日企重新評估投資布局。一些企業已將新增產能轉向越南、泰國、印尼與印度，儘管初期效率未必理想，但政策穩定性與風險可預期性較高，適合承接新增產能。
截至目前，多家日本企業，如近期佳能與索尼等企業均未使用「撤離中國」的說法。受訪者指出，這不代表日企沒有調整計畫，而是選擇以低調、分階段的方式推進。在當前環境下，日本企業對中國市場的策略調整，既非單一事件，也非情緒性反應，而是多重風險評估後的結果。這種以退股為主的調整模式，將在未來數年內持續影響中日經貿關係的實際樣貌。
有觀察人士認為，日本企業選擇退股而非直接撤離，顯示其在中國的經營策略正由擴張轉向風險管理。這一轉向是否會進一步演變為更深層次的調整，仍有待後續觀察。◇
截至目前，多家日本企業，如近期佳能與索尼等企業均未使用「撤離中國」的說法。圖為CANON相機專櫃。（記者王曉蓮／攝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