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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份〈中國的全球捕魚攻勢〉（China’s Global Fishing Offensive, 2026）報告中，國會議員們將中國的遠洋捕魚船隊描述為「中共的武器」，由北京指揮，並與補貼、加工廠和海外港口等融合為投射力量的單一系統。
像武器一樣運轉的艦隊
該報告匯集非政府組織和分析人士多年來的研究成果。調查人員大量引用總部位於華盛頓特區的「海洋保育組織」（Oceana）發布、題為〈中國主導全球44%的可見漁業活動〉（China Dominates 44% of Visible Fishing Activity Worldwide, 06/05/2025）的分析報告，得出結論：在2022年至2024年間，在全球可見的捕魚活動中，與中國有關的工業船隻占44%，在約90個國家的海域累計作業時間超過1.1億小時。
根據民兵組織船隻和懸掛外國國旗的船隻統計方式，國會聯合委員會的報告估計，北京擁有2千至1.6萬艘遠洋漁船，這是台灣、日本、韓國和西班牙船隊總和的三倍多。
這些船隻具有軍民兩用能力。在美國眾議院的報告和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NOAA）兩年一次的審查報告中，都強調中國船隻有「不合法、不報告和不管制捕撈」（IUU捕撈）、強迫勞動和虐待行為，及利用燃油補貼來維持那些原本不具備商業意義的航行。
報告描述了一個封閉系統，在這個系統中，中國船隻、中國擁有或投資的海外港口，及中國加工廠相互依存，並在此過程中使沿海國家長期依賴中國買家。
其結果與其說是商業產業的體現，不如說是國家濫用政策的體現。這支船隊被用來在爭議水域確立存在和先例，操縱海產供應和價格，並施壓缺乏巡邏艇、衛星覆蓋或政治影響力來反制的各國政府。總而言之，非法捕撈是其運作的手段。
從加拉巴戈斯群島到西非
這種不對稱性在拉丁美洲和西非體現得尤為明顯。2020年，「海洋保育組織」和華盛頓特區「全球漁業觀察組織」（Global Fishing Watch）追蹤在加拉巴戈斯群島附近的中國漁船一個月，記錄超過7.3萬小時的疑似捕魚活動，這些漁船主要在厄瓜多專屬經濟區（EEZ）邊界附近捕撈魷魚。在一些關鍵節點，數十艘漁船不顧之前的警告，擅自關閉公開追蹤資訊，從定位系統中「消失」，這種行為通常與入侵保護水域有關。這就像在闖入銀行行竊前先關閉警報系統一樣。
這種模式隨後蔓延至太平洋沿岸。中共船隊經常聚集在秘魯、智利和阿根廷附近海域，捕撈洄游魚類資源，而一旦這些魚類資源枯竭，中國無需承擔任何政治代價。大量魷魚和魚類在被重新出口前，會先經過中國的加工中心，而其出口市場往往對這些漁獲物的捕撈方式知之甚少。
在西非，經濟損失更為顯著。華府智庫史汀生中心（Stimson Center）的分析及華府金融透明聯盟（FTC）的調查顯示，該地區每年因「不合法、不報告和不管制捕撈」損失約94億美元，其中大部分是由中國控制的工業拖網漁船在小型漁民專屬的近岸水域非法作業造成的。
底拖網（bottom trawls）破壞了脆弱的生態系統。當地船員被迫駕駛更小的船隻前往更遠的海域。以海洋蛋白質為生的沿海經濟被掏空，這些小國發現很難養活數百年來一直依賴這個資源的人口。
對於西非的迦納或塞內加爾政府而言，這並非一場關於「基於規則的秩序」的抽象辯論。問題在於，他們的公民是否還能繼續依靠水資源謀生，及剩餘水資源唯一可行的買家，是否是僅提供「要麼接受、要麼拉倒」條款的中國加工商。
西菲律賓海的硬實力
如果說加拉巴戈斯群島和西非展現了中國的捕魚攻勢如何在地理和治理的邊緣地帶運作，那麼西菲律賓海則展現當中共與美國的條約盟友發生衝突時會發生什麼。
在黃岩島（台灣稱「民主礁」）和附近位於菲律賓專屬經濟區的薩比納淺灘（Sabina Shoal），中國海警和輔助船隻多年來一直阻止菲律賓漁民在傳統漁場作業，而海牙仲裁庭裁定北京沒有法律依據控制該漁場。
在最近的事件中，中國船隻使用強力水炮攻擊菲律賓海岸警衛隊和漁船，震碎窗戶，損毀上層建築，並導致執行人道主義補給任務的船員和漁民受傷。
馬尼拉方面的報導及影片和獨立媒體的佐證，描述中共人員割斷錨繩並驅趕成群的小船，而北京則辯稱其行為是在其聲稱擁有主權的水域內進行的「正常執法」。
當中國最近宣布黃岩島部分地區為「國家級自然保護區」，並動用水炮和封鎖行動來強制執行這個地位時，菲律賓官員看到了與韓國目前在黃海所擔憂的同樣的邏輯：紙面上是平民和環境的語言，實踐中卻是強制和欺凌。
在南海，漁船隊、海警船隊及日益增多的中共海軍艦艇構成一個統一的壓力系統。漁船的存在為海警船隊的出現提供了正當理由；海警船隊的出現使海軍的存在正常化；三者共同向當地社區傳遞著一個訊息：生活中唯一不變的就是地平線上出現的中共艦艇。
艦艇背後的系統
美國眾議院的報告謹慎的強調，中共捕魚攻勢的危險之處不僅在於艦艇的數量，更在於它們如何融入一個龐大的體系。北京的補貼使得在遠海追逐日益減少的收益成為可能。貸款和合資企業將沿海精英與中國支持的魚粉廠和冷庫設施捆綁在一起。港口投資和所謂的物流樞紐為那些原本容易被攔截的拖網漁船提供庇護、燃料和政治掩護。
「海洋保育組織」在加拉巴戈斯群島的工作及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對「不合法、不報告和不管制捕撈」的認定，又揭示另一個層面的問題：利用不透明的公司結構和方便旗註冊來掩蓋最終控制特定船舶的人員。
這種不透明性使得港口國或進口商難以確定其供應鏈中的魷魚是否來自合法、永續的捕撈作業，還是來自那些一半時間都在它國專屬經濟區「暗捕」的船舶。
當這種機器出現在敏感的咽喉要道附近，無論是在厄瓜多沿海、西非上升流區，還是南海邊緣，都會產生可預見的後果。它會削弱沿海社區的糧食安全，損害守法競爭對手的利益，並為中共勢力提供籌碼，使其能夠制約那些既依賴進入中國市場又不希望受到中共干預的政府。
將捕魚視為安全問題
美國眾議院的調查從不同的角度看待這個問題。它認為，美國及其夥伴不應將「不合法、不報告和不管制捕撈」視為特殊的保護問題，而應將中共的捕撈攻勢視為一項安全挑戰，並建立相應的聯盟來應對。
其建議包括加強美國海岸警衛隊的部署，以協助合作夥伴在其專屬經濟區內執法；強制工業捕魚船使用唯一標識符；加強港口國管制；及一項「漁業安全」（Fish for Security）倡議，該倡議將進入利潤豐厚的市場，與基本的透明度和勞動標準聯繫起來。
如果措辭得當，這並非一場針對中國漁民的運動，而是一場反對那種允許國家主導的船隊既能作為武器，又能享有正常商業特權、缺乏透明度和有罪不罰現象的運動。歐洲、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都與這場運動息息相關，因為他們現在都面臨著同樣的困境：大規模的、由政府補貼的「民間」力量在其水域活動，而這一切都得到了北京方面的政治和法律戰的支持。
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後續文章將探討這種模式在黃海的演變，那裡一座鋼鐵「養魚場」如今坐落於中韓之間的臨時劃定區域內。全球形勢則更為嚴峻。從加拉巴戈斯群島到迦納，再到西菲律賓海，中國漁船隊顯然正被當作權力工具。問題在於，世界其他地區是否準備好以這種方式對待中共漁船隊伍，並建立一種能夠抵制脅迫的聯盟，使捕魚成為食物、工作和共享資源。（信宇編譯）
——作者戴維斯（Charles Davis）是美軍退伍軍人和具有情報背景的講師，曾獲得眾多軍事獎章。
原文「China’s Distant-Water Fishing Fleet: A Weap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