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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去年底魏老師慎重請託我寫一篇二林蔗農事件一百週年紀念文章，他語重心長的說，二林蔗農事件發生在1925年10月22日，當時農民奪下巡查大人2把武士刀，造成事後日本當局大搜捕、蔗農組合與農民被判刑的事件，轟動當時的社會，也影響後來的農民運動，可說二林蔗農事件是開臺灣農民運動的先河。
日治時期，這麼重要的農民運動，在去年（2025）滿一百週年時，竟然在事件發生地的二林地區被如此冷落，真是讓人傷心，所以他想，最起碼也要出一本專輯來紀念才說得過去，可是老一輩文史工作者凋零，為了承先啟後，於是就找上了文史新生代的我。
其實魏老師早在二十幾年前就是教導我文史的老師。當年我返鄉定居，曾經到二林社區大學上地方文史課程，所以我們早就有師生情誼。加上寫作永興村村史，因為對三林港位置的見解不同，曾經當面產生多次爭執，這讓我們更加認識彼此，甚至內人也說，魏老師蠻有度量的，都不跟我計較。
因為有了這些互動，所以當他請託時，我就二話不說的接了下來，並且收下了他給的一本專輯《殖民地的怒吼――二林蔗農事件》，打算好好研讀。可是閱讀之後，才發現那些文章寫來寫去，大同小異，都是引用當時《民報》的報導，可是很奇怪的，竟然沒有一篇專門寫《民報》的內容！於是我自中央研究院臺史所列印了相關資料，閱讀之後才發現，當時事件真的鬧得很大，可媲美為蔣渭水的治警事件，可是後來卻是逐漸被淡忘了。
花了一個多月收集、閱讀相關資料，我發現竟然無法下筆，因為大家都報導分析過了，加上手邊還有村史等事，愈發令我對二林蔗農事件意興闌珊。於是找了一天將《民報》的影印資料拿去借給魏老師，順道跟他抱歉，無法撰寫文章。事後內人跟我說，當我拒絕了魏老師時，他臉上有股落寞神情。
後來我又接了二林社區大學的《芳苑食文化》一書，預計一年時間撰寫完成；也接了芳苑國中校長的〈芳中沿革〉。然後才發覺，未來的悅日事業可能是要從投稿轉變成接case型態，這表示我們的名聲漸漸打開了。
同時我也驚覺到，剛開始接到的case，像魏老師的請託那樣，如果拒絕了，那麼往後的case一遇到困難，也很自然的就拒絕了，那麼悅日還玩得下去嗎？一想及此，不禁心驚起來。於是又去跟魏老師要回了資料，並且再度允諾撰寫文章。
此時的我真正面對困難，接受考驗，盡可能將其他事情排開，然後專注在這篇文章的思考上。首先我打算用報導文學這個文體書寫，又翻了資料，發現這種寫法不少人使用，而且也是個大工程，不好書寫；幾天後，我就改變了主意，打算用散文的方式將整個寫作過程也書寫下去，可是隨即想到，我的寫作歷程誰會在乎！且用散文方式書寫二林蔗農事件，理性感情要兼顧，說實在的，我還沒凝聚那樣的情感，於是又作罷。
後來我查到陳再得的七字歌仔也寫過這事件，是很好讀，只是發現它的敘述偏離了事實，大都是他自己的想像。於是我就想說，這樣的七字仔文體，可朗朗上口，方便流傳，有利於推廣，應該值得嘗試。
二林蔗農事件專刊總共出了兩本，外加歷來的慶祝活動，可說炒得熱鬧非凡，可是就無法普及延續，所以像去年因故未能慶祝時，就整個消逝了，沒有傳承。究其原因，就是那些文章太過冗長、嚴謹，往往不忍卒讀，甚至隨看隨忘，沒有吸引力，以致無法普及基層面。
於是我找到最佳文體，就是臺語七字仔，既短小可朗誦，又是在地語言，更能描繪當時情境。我仿〈芳苑漁歌〉形式，也將這篇二林事件分成四大段，每段16句，分別為：一、日治時代的背景，二、事件發生的過程，三、搜捕與受審，四、對農民運動的影響。段落分明後，即著手創作，每寫一段就請內人校稿，如此花了3天寫完，彼此又校稿了3天，直到整個詞句妥貼，才列印出來。
在昨天下午，當面朗誦給魏老師聽，魏老師是高興我們第一個寫好紀念文章，表示我們的捧場。至於臺語七字仔可能興趣不大，因為他是寫傳統詩的，又是香草詩社的一員，不過他也不能否認臺語七字仔的魅力。
完成了這次被交付的任務之後，讓我也用這種模式很快寫好〈芳中沿革〉。於是我懂得了一個道理：
拒絕會成為慣性，而接受、克服與完成，也會形成一種工作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