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5上訪27週年 中配見證兩岸自由迥異

【記者戴德蔓／台北報導】1999年4月25日，中國發生「425」法輪功萬人和平上訪，同年中共發起全面迫害。27年後，嫁到台灣的中國法輪功學員王珩回望那一年，記得最清楚的，不是恐懼一開始就降臨，而是很多人根本想不到，單純煉功、做好人，竟會變成一場牽動人生去向的迫害。

425事件吸引台人了解法輪功

1999年4月25日，萬餘名法輪功學員在北京國務院信訪辦前安靜站立，為最基本的信仰自由權利上訪。他們沒有憤怒，也沒有口號，只是以平和方式請求公義、尊嚴與信仰自由。

27年後，嫁到台灣的中國法輪功學員王珩回望那一年，仍記得最清楚的，不是恐懼一開始就降臨，而是很多人當時根本想不到，單純煉功、做好人，後來竟會變成一場牽動人生去向的迫害。

王珩說，1999年前後，她因台灣當時身分規定，必須「半年在台灣、半年在大陸」。425上訪發生時她人在台灣，「像我們在海外，那個時候沒什麼訊息，也不太知道。」消息是後來慢慢傳出來的，而最先讓她感受到變化的，是台中的煉功點。

她在台中科博館附近煉功，也常到煉功點幫忙。原本晚上練功的人不多，但425之後，突然來了許多人。

「哇，30多位耶，平常根本沒那麼多人。」王珩說，有些人是看到新聞，有些人是聽到別人介紹，陸陸續續進來學法煉功。那時她感受到的是一種正面的力量，有人被法輪功吸引，有人想了解，也有人在那樣的大環境下，反而走進來。

修煉方知做好人標準

王珩是在28歲那年（1997年）在中國接觸法輪功。她笑說，當時第一反應是覺得自己年輕，身體也好，「煉功都是老年人在煉」，並沒有特別想鍛鍊身體。介紹她得法的，是她在中國的同桌同學，對方常到她家坐坐，拿了《轉法輪》給她看，說「這個書不錯啦，叫人怎麼樣做好人，你拿去看」。

王珩本來就喜歡看書，便一口氣讀完。她說，自己真正受到觸動的是書中講的做人道理。

「我們都有善良的本性，就是知道想做好人，可是不知道怎麼樣做才算是好人。」她說，以前覺得盡量做好人就可以，但修煉法輪功後才發現，她離好人的標準還差很多。

她舉了一件小事，有一次，她和母親在外面吃飯，結帳後走了一段路，她突然覺得不對，「這個錢是我付的，我就覺得口袋裡的錢好像沒有少多少，奇怪。」她回想起店家可能少收了一碗牛肉麵的錢，便又折返回去補付。

「以前我們都會想說，我賺到便宜了。」王珩坦言，修煉前對利益看得比較重，修煉後，這些細微的念頭會被自己看見，也會提醒自己不能占便宜。

改變不只在金錢上，她說，修煉後也更懂得體會父母，過去在中共的黨文化環境中，容易覺得父母對子女付出是應該的；但修煉後，她開始想到養育之恩，知道要回饋老人家，也更理解傳統中華文化中重視道德、孝親的部分。

憶1999年全面迫害前夕 
赴湖北省政府上訪

時間回到1999年，王珩說，最初在中國的煉功環境，仍是平和的。她回大陸時看到，很多人煉功，大家覺得煉功身體好、心情好，也沒有想到國家會真的打壓。即使後來開始有人到煉功點了解情況，甚至要求學員填表，寫下煉功幾年、身體有什麼改變，或附上病歷資料，大家仍然很坦蕩。

「哪怕有那種山雨欲來的感覺，有壓力，大家也覺得我做好人、煉功身體好，都是很坦蕩，有什麼就說什麼。」她說，當時還沒有真正意識到迫害會來，「沒有那種很恐怖的感覺。」

真正的轉折，是1999年7月，王珩記得，自己大約7月19日搭飛機回到武漢。一下飛機，介紹她得法的同學就趕來找她，告訴她下午要去湖北省政府上訪。

她那時並不清楚中國內部到底發生什麼事，但聽到是法輪功的事，便覺得應該一起去。「反正大家都一起啊。」她說，那時候煉功的人太多，很多人不知道實際情況，也沒有如今資訊流通的管道，只是互相告知，「你拉著我，我拉著你」，覺得法輪功有事，大家就應該站出來。

到了湖北省政府外，現場已聚集許多人。王珩說，她站在隊伍裡，前面望不到頭，後面也看不到尾。大家排成幾列，一直站著，並在現場背《論語》（法輪大法經文）。

她說，自己印象中，大家從下午站到晚上，現場後來出現警察、武警，但當時她們並沒有太多恐懼概念，「善良做好人有什麼錯？」

後來，大巴士開來了，那種長長的公共汽車，一車一車把人載走，送往不同學校。因為7月正值暑假，學校裡沒有學生，學員被分到一間間教室。

在教室裡，警察問：「你們有什麼要說的？」其中一名輔導員站出來，講述自己曾參加過中越戰爭，身上有傷，很容易氣喘，看醫生也治不好，後來因為煉法輪功身體才改善。許多學員都講述自己的經歷，沒有激烈對抗，也沒有政治訴求。

「到最後那個警察就說，你們留個名字，就可以離開。」學員便一個個留下名字。但因為人太多、時間也晚，警方後來說「算了，後面的走吧」。王珩因此沒有登記姓名，日後才能順利出境回到台灣。

她回憶，覺得很多事情像是有安排，那位輔導員真誠的講出修煉後身體改善的故事，似乎打動了警察，才讓後面的人不用繼續登記。

迫害加劇 學員承受巨大壓力

但同年10月，她再次感受到情勢急劇惡化。那時她仍在中國，電視、報紙開始鋪天蓋地批判法輪功。王珩說，電視幾乎24小時播放相關內容，「整個就在那裡播，反覆的播」，報紙也擺在那裡，刊登各種汙衊師父與法輪功的內容。

「我都嚇一跳。」王珩說，家人也開始擔心她，更沉重的是身邊學員承受的壓力，介紹她得法的同學在公家機關工作，單位裡的黨委書記經常找她同學談話，要求寫保證、不再煉功，還說「國家反對，你就要跟國家一致」。

王珩說，那時還是打壓初期，談話表面上還比較和顏悅色，但壓力已經很大，同學的先生也被叫到單位做工作，甚至以離婚威脅她。她的小孩當時才5歲。王珩說，自己當時比較外圍，沒有在政府單位裡面承受那種威脅，反而更能從旁看見體制壓下來時，一個普通人有多無助。

10月長假前後，一些學員準備到北京，希望替法輪功說句公道話，王珩也決定同行。她到同學所在的政府單位拿火車票時，立刻感受到氣氛不對。「感覺很緊張，好像要上戰場的感覺。」她說，上火車後，輔導員叮囑大家分開坐，不要聚在一起，因為外在環境壓力很大。

到了北京，大家出站也前後分散。王珩身上還帶著《轉法輪》，同修幫她縫在棉套夾層裡。後來他們搭上雙層巴士，約好在哪一站下車會合。她坐到樓上，等到了指定站下樓時，卻找不到同伴。

她在北京走失了，她試著回頭找，也找不到人。因為持有身份證，她便在北京住了幾天，也到天安門附近走走，希望能遇到熟人。後來打電話回武漢，才知道同行的人早已回去。

「我也沒有悟到要怎麼做，也不知道要怎麼做。」她說，那時才得法一年多，也沒有長期置身中國修煉大環境，對很多事情沒有概念，只能在巨大壓力中摸索。

到了2000年1月，王珩取得台灣居留證，可以較長期住在台灣。她回憶，當時出境手續辦得很順，心裡也想，也許自己真的要離開中國了。

但她留在中國的朋友，壓力越來越大，她同學的父母也承受很大壓力，對她同學做思想工作，讓其放棄修煉，這種恐懼，不只發生在同學身上。

王珩提到，台灣曾有一名從中國嫁來、年紀較長的學員，想匯錢回大陸給女兒，但因不熟悉銀行手續，請她協助，她便以自己的名義開戶、匯款到大陸一名朋友帳戶，結果，對方竟被關了一個禮拜。從這件事後，她更深刻感受到，中共的監控不是抽象的，而是會落到每一通電話、每一筆匯款、每一段人際關係上。

父母來台探親 感嘆台灣自由像天堂

定居台灣多年後，王珩對兩岸差異有深刻感受。她說，台灣可以公開煉功，有話可以說，甚至可以罵總統，社會氣氛完全不同。

台北地區部分法輪功學員在台北市政府廣場前舉辦「紀念中國大陸法輪功學員4.25和平上訪27週年」活動。（記者宋碧龍／攝影）

2014年有個機緣，王珩特別安排父母從中國來台探親，讓他們看看自己在台灣過得如何。

母親來到台灣後，看到街頭選舉標語、公開言論與生活自由，十分震撼。「我媽說，台灣那麼自由，想說什麼沒有壓力，簡直像天堂一樣。」王珩說，父親也覺得，台灣的選舉與政治表達，和中國完全不一樣。

相較之下，她形容中國社會始終壓力很大。政策經常改變，上面一層層壓下來，普通百姓的心很難安穩。「總是擔心一些東西，過得沒有那麼舒坦。」

她也提到，即使父親如今已90歲，仍會提醒她，「有些話不要在電話裡講」，因為大家都知道電話會被監聽。

王珩說，自己已不可能回中國，「我在香港都被遣返，你說怎麼還回去？」談到對未來的盼望，她只說希望中共早日倒台，讓她能有機會回到大陸看看，她說這也是成千上萬流亡海外的法輪功學員的心聲，畢竟那裡有親人、有朋友，也有許多仍被謊言與恐懼困住的人。

從1999年425和平上訪，到當年720後的中共全面迫害，再到多年後流落海外、無法回鄉，王珩的故事沒有激烈控訴，卻有一種長年累積的沉重。

「大家只是想做好人，想煉功讓身體好、心更善。」王珩說，但在中共體制下，這樣平凡的願望，竟成了被監控、被迫害、被迫與親友切斷聯繫的理由。

27年過去，王珩說，台灣的自由讓人珍惜，也讓她更清楚看見，中國人失去的，不只是公開信仰的權利，還包括說真話的空間、與人坦然往來的安心，以及不必時時自我審查的生活。 

「我們只是想做一個好人。」她說，這樣的願望，在中國卻變得格外沉重。

【425上訪事件小檔案】

「425和平上訪」指的是1999年4月25日，上萬名法輪功學員前往北京國務院信訪辦和平上訪，訴求釋放被拘留學員並爭取正常修煉環境。當天學員安靜站立、未發生衝突，事件原本和平落幕，但隨後情勢急轉直下，中共於同年7月20日展開全面對法輪功的打壓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