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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整頓行業協會商會後，中共官方再針對涉及逾8千萬人的「新就業群體」頒布強化控制措施，要求他們「跟黨走」。專家認為，中共害怕這個群體造反，提前加強控制，但可能製造更大民怨和反彈。
在中國，官方定義的所謂「新就業群體」，主要指靠網路平台從事較為鬆散就業的人員，包括快遞人員、外送員、網約計程車司機、電商從業者、網路直播主等新興領域從業人員。這些群體多為80後、90後，來源多元化，工作強度較高、流動性較強，但入職門檻相對較低。
這一概念與官方近年創造的另一新詞「靈活就業」有交集，但靈活就業的範圍更廣，包括個體經營、非全日制等，而新就業群體更強調與網路的緊密結合。
根據官方2023年發布的數據，中國新就業群體已達8,400萬人，占職工總數的21%。其中平台註冊網約配送員約1,200萬人、快遞人員約320萬人、網約計程車司機700餘萬人。而人社部等部門2025年的數據顯示，更廣義的靈活就業人員規模已超過2億人。
2026年4月27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加強新就業群體服務管理的意見〉，要求以所謂「習近平思想」為指導，「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強調「加強思想政治引領」，並提及「做好凝聚服務工作，依法維護合法權益」，聲稱要引導新就業群體「聽黨話、跟黨走」等。官媒也在同一天發布了中共中央社會工作部相應的「答記者問」。
中國問題專家王赫對《大紀元》表示，這是中共加強社會控制的做法。按官方說法，這個群體有8,400萬人，占中國就業人口的1/5。中共認為不能讓它失控，要把黨的觸角伸到方方面面，也要將這8,400萬人納入中共的監控體系裡面去，且讓黨的權力凌駕於政府權力之上。
王赫表示，當局要求該群體「聽黨話、跟黨走」，這是一種政治上的控制措施。但他也指出，從中國歷史上看，流民造反機率是很高、也很難控制的。
去年12月22日，湖南省長沙市合能璞麗社區因限制外送員騎電動車進入送餐，引發成百上千的外送員聚集抗議。當晚，一名外送員頭戴皇冠，身披寫著「見到朕為何不跪」的黃袍，站在另一名外送員的自行車後座上，在抗議現場繞圈子，周邊外送員紛紛歡呼。事件演變成一場模仿「起義」的狂歡，當局急調大批公安特警到場。而在今年3月31日至4月3日，重慶奉節縣外送員也出現連日罷工，他們抗議平台無底線的壓榨，以及降低派送單價。
王赫說，這個群體年輕化，而且跟網路緊密連結，流動性也很強，他們發聲的機率比別的群體要強很多，很容易對中共的維穩造成衝擊。所以中共很害怕，採取預防性的措施，把新就業群體控制在自己的手裡。
中國資本市場資深人士徐真也對《大紀元》表示，近幾年外送員的群體事件已經成為引發社會危機的重要策源地，中共的社會工作部把過去分散在民政、工會、政法、宣傳的「社會控制功能」整合在一起，透過在平台經濟中建立黨支部和干預算法等手段，逼外送員和網約車司機就範，但這些做法未必有效。
徐真批評，目前由失業引發的群體事件逐年增加，就像堰塞湖的水，越積越多，隨時有決堤的風險。中共一邊對民營經濟進行「遠洋捕撈」式的掠奪，一邊對打工人進行壓制，可能製造出更大民怨、引發反彈。
對於官方文件提及對新就業群體「做好凝聚服務工作，依法維護合法權益」，聲稱「把解決思想問題與解決實際困難結合起來，增強思想政治工作實效」，王赫認為，中共自己已說得很明白，解決實際困難，前提是解決思想問題；同時，在現有體制下，靈活就業人群的社保很難處理，他們幾乎沒有什麼保障，事實上是被邊緣化的。中共現在要把他們控制起來，要引導它，肯定要幫它解決一點問題，但是實際上也做不到。「比如要給這些人提供一些照顧，公共服務均等化，首先是要地方財政花錢，但現在普遍財政困難，地方政府甚至有錢也不願意投給這個群體。」
他表示，中共推行的很多政策，幾乎都是空轉的、沒有落實。比如說要求規範各大外送平台的演算法，但演算法是各大平台核心的商業機密，中共想控制平台的演算法，企業也不一定配合。事實上，中共是要加強黨的領導，所謂的「做好服務」只是幌子；王赫表示，這次整肅行業協會商會，是中共對社會控制極端化的表現，「這些協會商會不是企業利益的代言人，就不能去跟中共抗爭，導致整個社會進一步形成死氣沉沉、萬馬齊喑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