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元1892年6月,一個長老會傳教士家庭的第四個孩子降生了。四個月後,她被父母帶上輪船,橫跨太平洋,帶往一個陌生的東方國度。她後來說,這是她人生裡最重要的一次旅行,儘管她對這次旅行沒有任何記憶。
夾在兩個世界之間
這個孩子就是賽珍珠。而這個家庭與大多數外國傳教士不同:他們不住在沿江租界的洋房裡,而是扎根在中國人聚居的街道旁。這個決定,對賽珍珠後來的生命走向影響之深,怎麼說都不誇張。
鎮江地處長江與大運河的交匯點,是一座有著漫長歷史的城市。賽珍珠就在這裡長大。白天,她與中國小孩一起奔跑玩耍,晚上回到家裡說英語、讀英語書;家中請了中文家教,教她背誦詩書,講說歷史掌故。她後來回憶,自己是帶著兩個靈魂長大的——一個是美國的,一個是中國的——她永遠說不清哪一個才是真正的自己。
1911年,十八歲的賽珍珠離開中國,回美國念大學,四年後又回來了。她在金陵大學(南京大學)執教英文文學,嫁給了一位農業改良學者,開始了她在中國成年時期最長的一段定居歲月。南京的生活讓她接觸到更廣闊的中國知識界,她也因此結交了胡適、林語堂、徐志摩等一代文人。她向來以客人而非主人的心態自處,她在中國是外國人,在美國也永遠夾在兩個世界之間。
1930年,她的第二部小說《大地》(The Good Earth)問世。這部以中國農民王龍(Wang Lung)為主角的長篇英文小說,以樸素而厚重的筆法呈現中國農村的生死、耕作與人倫,在美國一經出版即引起轟動,1931年和1932年連續兩年榮登暢銷榜首,並獲得1932年普利茲小說獎。
那時的中國,對於美國普通讀者而言,是一個幾乎完全陌生的世界。在美國排華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下,美國社會對中國人的印象充滿偏見與刻板印象。她是第一個真正深入中國農村內部、用英文寫出中國人內心世界的作家,前無古人。
《大地》後來還搬上了銀幕,獲得奧斯卡獎,在美國掀起一股「中國熱」。
1938年,瑞典學院將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了她,理由是「對中國農民生活所作的豐富而真實的史詩式描繪」。她是第一位獲此殊榮的美國女性,也是迄今為止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中,在中國居住時間最長的外國人。
關懷農民 在國共美三樣情
那個時期的賽珍珠曾猛烈批評國民黨政府腐敗,然而,她對中共的態度卻完全是另一番模樣。
彼時中共在西北山區尚屬草創,以農村游擊戰對抗國民黨的清剿,黨員之中不乏懷抱理想的知識青年。賽珍珠對她所見所聞的中共形象頗有同情——她認為那時的中共是「完全為老百姓著想」的力量。這與她多年來對中國農民的關懷一脈相承:她所信任的,向來是那些真正貼近土地、貼近窮苦人的人或組織,而不是高踞廟堂的官僚政客。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她在美國積極奔走,為中國的抗戰呼號、募款。美國社會學家艾薩克森(Harold Isaacs)後來做過一項著名的調查:在1930~1950年代,三分之二的美國受訪者表示他們對中國的最初印象,主要來自賽珍珠的小說。換言之,這個美國農婦般的女作家,幾乎是幾代美國人認識中國的第一扇窗——那扇窗裡透出來的,是滄桑的黃土地,是王龍彎腰播種的身影,是戰亂中奔逃的難民。她讓中國的苦難變得具體可感,讓西方世界的捐款變得有了方向。
1945年後,二戰結束、冷戰開始,美國國內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的寒流席捲而來,中央情報局(CIA)以「親共」嫌疑將她列入黑名單,積累的黑檔案長達三百頁。一個將半生奉獻給中國農民的作家,被懷疑是共產黨——這個荒誕處境,幾乎是那個年代意識形態強烈對立的縮影。
隨著1949年中共建政後大陸局勢的演變,賽珍珠親眼看著她筆下那個農民世界被政治運動一波又一波的翻覆,她的筆鋒也逐漸轉向。《北京來信》(Letter from Peking,1957年)、《撒旦永不眠》(Satan Never Sleeps,1962年)相繼對建政後的中共政策提出批評。
前者以一個中美混血男人留守北京、與美國妻子天各一方的家庭悲劇,側寫1949年後政治高壓如何將普通人的愛情與骨肉一一壓垮;後者則以兩位在革命浪潮中堅守的天主教神父為主角,詳實描繪共產政權對信仰的摧殘與迫害。
一個在中國生活了數十年、曾被中共視為「友人」的美國女作家,用這些作品告訴西方世界: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是暴力侵害的場域,是信仰被扼殺的地方,是神職人員被迫害的土地。這個敘事,在北京看來,遠比任何學術批評更具殺傷力,因為它訴諸的是大眾的情感共鳴,而非政治理論的辯駁。
北京的回應是系統性的:她從「中國人民的老朋友」變成了「美國反動文人」、「美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急先鋒」——這兩頂帽子,扣在一個幾乎以中國農民為畢生書寫對象的女作家頭上,讀來委實荒謬。她的書在中國被全面封禁。
與中共戲劇性的糾葛
說到賽珍珠與中共的糾葛,有一段頗具戲劇性的舊案不能不提,其核心人物是兩個女人:王瑩與江青。
1936年,上海灘話劇界正在排演夏衍編寫的話劇《賽金花》。「賽金花」是晚清一位傳奇名妓的花名,坊間盛傳其人在八國聯軍入京之際,與德國元帥竭力周旋,因而在民間文學中被塑造成一個亂世奇女子的形象。
競爭這個角色的,有兩個年輕女演員。一位是王瑩,本名喻志華,安徽蕪湖人,後輾轉加入左翼戲劇運動。另一位競爭者是藍蘋,本名李雲鶴,她後來更廣為人知的名字叫江青。
最終,王瑩藉助與劇組男演員金山的戀愛關係,生生擠下江青,拿下賽金花一角。1936年11月,《賽金花》在上海金城大戲院公演,王瑩一舉成名,轟動上海灘。而藍蘋從此和王瑩結下了梁子。
在這段民國公案裡,賽珍珠的角色一直是站在支持王瑩一邊的。兩人後來在美國更是結下了深厚的友誼。賽珍珠還在林語堂家中為王瑩舉辦盛大招待會,親自向記者介紹王瑩,稱她為「中國的海倫‧海絲」(Helen Hayes,好萊塢著名女影星)、「中國愛國女明星」,令王瑩的名字迅速在美國社會與華僑圈傳播開來。
1972年2月,尼克森訪華。一位歷來堅決反共的美國總統竟然踏上北京的土地,與毛澤東握手——冷戰的格局出現了震動世界的裂縫。
七十九歲的賽珍珠,看到了她闊別三十八年的那扇門重新透出一線光。她申請隨同尼克森訪華代表團赴中國,向周恩來等人發去電報,甚至透過人脈向白宮施壓求援,希望能搭上這股歷史性的中美和解浪潮,踏上那片她魂牽夢縈的土地,再看一眼鎮江和南京的街道。
1972年5月,北京透過駐加拿大的一名低級外交官,傳遞了拒絕入境的回覆。從中作梗的正是江青。在江青眼中,賽珍珠從來不是一個中立的外國作家,而是那個三十年前令她顏面盡失的對手背後的美國靠山。
這段故事還有一個更令人唏噓的結局:1967年在江青的指使下,王瑩被打成「三十年代黑明星」、「美國特務」。王瑩和丈夫謝和賡被關進了秦城監獄,在獄中她遭受了長達七年的折磨,下肢癱瘓,最後死在監獄裡。在她的死亡通知單上,留下的僅有一串代號:6742(1967年第42號囚犯)。拿到死亡通知單的那一刻,她的丈夫謝和賡當場中風,昏厥在地。
當然,說來她也不冤枉。王瑩是十五歲就加入共產黨的中共特務,用周恩來的話說:「她是我黨打入電影界的第一批演員。」抗戰期間,國民黨方面多方勸說賽珍珠支持蔣介石、反對中共,還邀請她去臺灣演講,賽珍珠都婉拒了——正是因為她「聽了王瑩和謝和賡的建議」。
等到中共建政了,迎接她的,是卸磨殺驢。
1973年3月,賽珍珠在佛蒙特州丹比的農莊裡安靜離開了人世,享年八十歲。窗外是新英格蘭的積雪,窗內是她一生收藏的中國器物——那些瓷瓶、字畫、還有她親手種下的中國茶花——那是她用來抵抗鄉愁的方式,也是她能擁有的最後一片中國。
她的父母葬在鎮江,長眠於那座她童年奔跑過的城市。她自己則葬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國土地上,與那片土地永遠隔著一個太平洋的距離。她用一生書寫中國,卻在生命的最後二十年裡,連一張入境簽證都換不到。
那扇門,始終沒有為她再開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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