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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的健康青年，在半夜被帶走並消失，過程就像一輛即將駛離生產線的汽車，最後從系統中消失。
伊森．葛特曼接受大紀元《美國思想領袖》（American Thought Leaders）節目專訪，談及新書《新疆程序》的調查時，他告訴主持人楊傑凱（Jan Jekielek），在他追蹤的個案中，這些28、29歲的人正處於健康巔峰，器官已發育成熟，身體狀況亦最適合移植；在接受血液及DNA檢測後不久，便直接消失在系統中。這被他稱作「28法則」的背後，代表什麼意思呢？
【本期受訪人物＆主持人】
受訪者：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資深媒體人、中國問題專家和人權調查員，現任共產主義受難者紀念基金會（Victims of Communism Memorial Foundation，由美國國會授權成立）中國研究高級研究員，同時也是國際人權組織「終止中國濫用器官移植」（ETAC）的聯合創始人。擁有哥倫比亞大學的人文學士學位、國際關係碩士學位，並完成哲學博士課程。
研究中共活摘器官的問題已有近20年的時間，並多次就相關議題向美國國會、歐洲議會、英國、日本、澳洲等政府與機構作證或簡報。2017年曾獲諾貝爾和平獎提名。
2014年出版《屠殺》（The Slaughter），書中披露中共活摘器官以及迫害法輪功等良心犯的方法，並且揭露中國不尋常的醫療生態。
2016年和加拿大人權律師大衛．麥塔斯（David Matas）、加拿大前國務卿大衛．喬高（David Kilgour）共同發表長達700頁的調查報告《血腥的器官摘取／屠殺：更新版》（Bloody Harvest/The Slaughter：An Update）。
2026年3月10日出版 《新疆程序》（The Xinjiang Procedure），書中重點探討中共當局在新疆集中營系統性蒐集維吾爾人血樣及健康數據，並將其作為活摘器官「預選名單」的駭人證據。
獨立新聞調查記者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攝影／記者李莎)《大紀元時報》高級編輯、「大紀元頻道」（EpochTV）《美國思想領袖》（American Thought Leaders）訪談節目主持人。
過去7年，他透過鏡頭採訪了近千位思想領袖，包括國家元首、多位美國內閣部長和機構負責人及國會議員，2026年5月3日臺灣駐美代表俞大㵢亦受邀採訪。
2026年2月17日出版《按需殺戮》（Killed to Order），該書從中共漠視、摧毀人性的本質，探討活摘器官之罪惡在當今中國發生的原因。2026年4月獲《法國區雜誌》頒發的「年度最佳作家」獎（Best Author of the Year）。
「大紀元頻道」（EpochTV）《美國思想領袖》訪談節目主持人楊傑凱（Jan Jekielek）。（英文大紀元提供）目擊！新疆集中營 地下人體屠宰場
葛特曼在為我們說明「28原則」之前透露，整個調查過程，最令他震驚的，是一名曾接觸醫療現場的女性證人薩瑪（Samar）親身經歷的事。葛特曼回憶：
這位女性走進來說：「我要談一件我從未對任何人提起過的事。」起初，她是用第三人稱來敘述。
她描述，在一座集中營地下四層樓深處，有一系列醫療實驗室。那裡有3間診所，其實還有第4間，也就是你一進去首先會碰到的那一間。底下沒有監視器，但有2名守衛站在那裡，手持AK步槍、槍口朝下待命，整張臉都蒙著。
你從他們中間走過去後，就會看到第一張擔架床。而我很快就意識到──她去過那裡，她做過這件事。她的工作，是和一名獸醫一起摘除腸子。那名獸醫把她拉進來，算是僱用她幫忙。
另外3間診所，是用來摘取器官的。你從外面看不到裡面，但偶爾門打開時，會看到有人在處理腎臟、肝臟等器官。
她每天去那工作時，都會看到屍體，通常是8、9具，有時候多達20具，少的時候也有3、4具。幾乎都是年輕人。
葛特曼表示，這位證人對他來說，具有某種奇特的意義，她是一名核心證人，並把這個問題帶到了新的時間點、帶入新的階段。
真正把她與整體維吾爾人遭囚禁之經歷連起來的，是她逃離這份工作的前一天所發生的事：那些守衛對她集體性侵──她的主管把手伸進她的褲子裡，就像在檢查一顆水果是否成熟。整個過程中，他還一邊跟她說話。
她試圖阻止，但那人卻說：「喔，妳知道所有規矩，不是嗎？妳什麼都懂，什麼都知道。妳知道嗎？妳是哈薩克人，而哈薩克人是恐怖主義國家的人。這就寫在我們的名單上。所以，我們隨時可以對妳做任何我們想做的事。這樣吧，明天早上7時過來，我有些事要跟妳談。」
那晚，她徹夜難眠，最後她決定放棄一切，身上只帶著不到100美元，在半夜設法穿越邊境，逃進了哈薩克。
2019年6月2日，中國新疆阿圖什市職業教育中心，該中心被認為是非法關押主要為維吾爾族的「再教育營」。 （GREG BAKER/AFP via Getty Image）被中共盯上的維吾爾族
與哈薩克族同屬歐亞內陸突厥語族的維吾爾族，來自中國邊疆地區，過去被稱為東突厥，現在稱為「新疆」，意思是「新的土地」或「新的疆域」。也因此，維吾爾人對這個名稱非常敏感、感冒。因其核心問題在於，維吾爾族文化非常特別，與漢人長期存在文化差異與政治衝突。
而今日的新疆問題，也不只是一般民族政策爭議，而是在高度控制、去人性化宣傳，及集中營制度共同作用下，形成一套極端封閉的治理模式。
講到這種制度模式，葛特曼話鋒一轉，提到另一件他早年調查的事件──他在該事件中察覺到一些跡象：中共2015年開始大規模興建集中營，他們突然擁有了一大批完全可控的被囚禁人口。他想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
2019年6月2日，中國新疆阿圖什市職業教育中心，該中心被認為是非法關押主要為維吾爾族的「再教育營」。 （GREG BAKER/AFP via Getty Images）
2019年12月13日前後，因土耳其裔德國足球員厄齊爾（Mesut Özil）發文譴責穆斯林國家對新疆維吾爾人處境沉默，在當地掀起強烈聲浪與後續的具體抗議行動中，一名活動人士舉著寫有「拯救維吾爾」的標語（說明：標語應是UYGHUR之誤寫），一名男孩揮舞著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國旗和一面伊斯蘭黑旗。（OZAN KOSE/AFP via Getty Images）「在新疆，沒有人逃得出來！」
目擊者口述 關鍵指向28法則
早年葛特曼與法輪功團體、國際人權律師大衛．麥塔斯（David Matas）、澳洲國立大學博士羅伯遜（Matthew Robertson）等多名調查者持續揭露活摘器官問題，令中共面對國際壓力，相關系統因此被迫轉入更隱蔽的運作模式。
◎ 中共器官移植產業 年利潤達90億美元
隨著葉克膜（ECMO，又稱體外維生系統）等技術應用，原本只能保存4小時的器官，突然可以被延長使用，單一受害者身上可被摘取更多器官、配送至各地，單一人體的利潤空間因此暴增。
如果器官是賣給外國人，一名受害者可能帶來約10萬美元收益；但若配合相關技術與移植網絡操作，每個人體的「利潤」可增至75萬美元，甚至接近100萬美元。所以，他們得在某種程度上讓這個系統更加合理化、制度化。
而中國器官移植形成龐大的利益鏈，葛特曼粗略估算，每年利潤可達約90億美元！
研究中共活摘器官近20年的葛特曼指出，中共從鎮壓法輪功的過程中學到了很多東西：首先「醫院必須保持私密性、不讓醫生隨意開口」，也必須「把受害者牢牢控制住」。
另一點學到的是，「不能放走受害者、不能放走受害者的朋友、也不能放走他們的家人等。」
過去有不少法輪功學員成功逃到海外，並站出來講述真相。他訪談過逾100名法輪功修煉者，其中約50人是直接來自勞教所，或至少是長期遭非法關押在看守所，也有些來自黑監獄。
「但在新疆，沒有人出得來。你看到的是一座座集中營。當時甚至連美國國務院都估計，遭關押的人數大約在150萬到200萬之間；可是成功逃到美國的，只有9、10個人，那根本不成比例。」
「所以基本上，他們出不來。我的工作之所以圍繞田野調查，不只是因為個人偏好，也因為在這個案例中，網路上根本找不到關於活摘器官的任何資訊。你不可能坐在電腦前，就查出什麼來。」
「整件事完全就是一個黑箱。」
2023年7月19日，中國新疆克孜勒蘇州阿圖什市的一處再教育營。（PEDRO PARDO/AFP via Getty Images）
2019年12月13日，在因土耳其裔德國足球員厄齊爾（Mesut Özil）發文譴責穆斯林國家對新疆維吾爾人處境沉默，在當地掀起強烈聲浪與後續的具體抗議行動中，一名維吾爾族揮舞著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國旗，並舉著布條，抗議中共侵犯人權。（OZAN KOSE/AFP via Getty Images）◎ 中共封鎖器官移植資料
葛特曼表示，活摘器官的規模研究約在2005至2006年展開。當時「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WOIPFG）等團體，花大量時間追查中國各地可能涉及器官移植的醫院資料，包括醫院網站、博士論文、護士期刊及醫療檔案等。
中共官方當時聲稱，全國每年約有1萬例成功移植手術。但羅伯遜的研究發現，單是天津第一中心醫院一年便可能進行約5千例移植。葛特曼指出，該院甚至曾為大量移植病人租用酒店房間，並接待不少外國患者；若再計入北京309醫院、深圳及中山大學第三醫院等多間醫院，估算數字很快大幅上升。葛特曼認為，中共實際每年移植數量至少約6萬例，甚至可能高達10萬例。
但如今已經很難重現當時的做法。「那些醫院網站就像雨後春筍般冒出來，卻又突然不見了。」他說，在撰寫報告期間，醫院網站開始一個個消失，雖然研究者在大多數情況下資料皆有存檔，但總會有遺漏；不過，留存的證據已經「非常具有說服力」。
葛特曼認為，這些資料對當時的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CECC）等機構尤其有說服力，也成為反駁中共宣稱「公民自願捐贈制度」的重要證據，「我們拿出證據說：『別急著下定論。』那時候他們很難反駁這些證據。」但他強調，自那之後，中共進一步封鎖消息，「我們什麼線索都沒了。」
深入中國 訪談哈薩克族出逃者
由於網路調查難以取得線索，葛特曼表示，調查直到他得知一件事才出現轉折：
「我知道有些哈薩克族人，也就是擁有中國公民身分的哈薩克族人，正在從新疆逃出來。他們靠賄賂出境，在邊境另一邊有人脈，諸如此類。那條邊境有點漏洞，所以也許已有數千人逃了出來，藏身在哈薩克社會中。但我們從未聽過他們的聲音。那些進入哈薩克或到新疆走訪的記者，也從未追問這類問題。」
葛特曼最後成功訪問到約20人，「我沒有剔除任何一個案例。」即使其中有4人說自己什麼都沒看到，也都保留下來，因為「研究就是研究」，不能刻意篩選。也正因如此，他對自己估算出的數字有一定信心。
他舉例，其中一名男子是「極其精明的倖存者」，很懂得如何在集中營內按規矩生存，「如果我和他一起被關在奧斯威辛集中營，我會想當他的跟班，因為光是跟在這個人身邊，也許就有一點活下來的機會。」所以這類人沒看到什麼，或「不想」看到什麼，本身就是一種生存技巧。
另一名女性則說：「我什麼都沒看到，但後來這些女人一直因為醫療問題而不斷失蹤。」當葛特曼追問是什麼醫療問題，對方提到高血壓、吸毒，甚至懷孕；葛特曼反問，女子集中營內只有漢族男性守衛，女性「怎麼會懷孕？」對方只能回答：「我不知道。」那時候她丈夫回來了，所以沒有再深究下去。
2023年7月19日，中國新疆克孜勒蘇州阿圖什市的一處再教育營的瞭望塔。（PEDRO PARDO/AFP via Getty Images）
2022年2月3日，活動人士在美國加州舊金山抗議中共侵犯人權的種種行徑，舉著「立即關閉集中營」的標語。（JOSH EDELSON / AFP via Getty Images）打開器官產業密鑰 「28歲法則」
從這些哈薩克族出逃者的第一手口述中，葛特曼進一步談到《新疆程序》的核心，也是他認為連接早期活摘器官調查與新疆集中營疑雲的關鍵線索──28歲法則。
◎ 疑雲1：心臟衰竭 28歲年齡密碼
他指出，這項發現最早來自美國華府停止中共活摘器官協會執行長李祥春醫生（Dr. Charles Lee）等人取得的醫生移植病例檔案，當中記錄了一個個移植案例，而器官來源者的年齡「一個接一個出現，全都是28歲」，有時是29歲，大多是男性，也有女性。
葛特曼說，重點在於，28歲正處於健康最巔峰，器官也已發育成熟，「所以他們自然會挑這個年齡」。但更可疑的是，檔案上的死因總是寫「心臟衰竭」。「你知道28歲死於心臟衰竭的機率有多高嗎？很低，幾乎是你一生中最低的時候之一。這是一種極不可能發生的情況。」
◎ 疑雲2：檢測後10天 暗夜消失
在新疆集中營調查中，失蹤者也出現某些特定模式：如果一名遭關押者在失蹤前10天內接受過血液檢測和DNA檢測，而且剛好是28歲左右，之後又在半夜消失，這就與其他「離開」的人完全不同。
一般情況，維吾爾年輕女性若被送往工廠，會在午餐時公開宣布，營方會說「這10個女孩都要離開了，她們要去一家很棒的工廠工作」，甚至有人鼓掌。那些女性會在那裡工作到大約45或50歲，直到不能再生育，然後被送回來。
但特定模式的失蹤與之「完全不同」，是「確確實實發生在半夜」。
他舉例，有位女子平時會與另一名女子緊挨著睡覺取暖，因為營內非常寒冷。她之所以發現對方不見了，是因為「被窩變冷了」。翌日早上，失蹤女子的牙刷還在那裡，但所有人都知道不被允許談論這些失蹤人口；即使試圖詢問，守衛也只會用空洞眼神看你。到了上午10時半，那把牙刷也不見了，「事情就這樣結束了。」
葛特曼認為，「10天血液檢測」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看起來像是移植手術前的最後一次健康檢查，但目的不只在於確認受害者仍然健康，也是在確認沒有「弄錯人」。他說，這是一個龐大的移植產業和系統，「它全部都數位化了，但人們皮膚裡並沒有植入晶片，所以必須確保每次都抓對人。」
就是最後一道核對流程，「就像一輛即將下生產線的汽車。」他形容，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線索，雖然看似只是小細節，卻能用來推估數據；有時失蹤者是29歲、30歲或27歲，但在這個年齡區間內，仍可看到明顯的聚集趨勢。
2019年5月31日，中國新疆和田市郊的一處再教育營。（GREG BAKER/AFP via Getty Images）葛特曼：忽視活摘20年 國際社會站出來
訪問最後，葛特曼將問題拉回國際社會的責任。他認為，整個國際社會對活摘器官問題的應對，是「美國在許多層面上失敗的一個典型案例」，包括：一些以為只要與中共同行交流、合作，就能改善問題的醫生；對法輪功遭遇表現冷漠、甚至接受中共說辭的媒體，維吾爾人的處境也在一定程度上被冷落、忽視；至於政治人物，雖有眾議院議員史密斯（Congressman Chris Smith）等少數例外，但多數人採取無作為或非常謹慎。
他尤其批評人權組織的表現「是一場災難」。葛特曼指出，國際特赦組織、人權觀察等機構，曾將新疆大規模DNA檢測解讀為一種單純的「監控工具」或侵犯隱私。但在他看來，若有人檢查你的身體、準備摘取你的器官，並在你活著時殺死你，「這絕對不只是侵犯隱私」，而是「一種性質完全不同的犯罪」。
當被問及此刻的希望是什麼，葛特曼表示，自己真正希望的是「能有其他人接手這項研究、投入進來。」他希望看到一個更活躍、積極的媒體群體，繼續追查這個被長期忽視的問題；若未來真相得以推進，國際社會也必須回頭檢視過去20年在醫學界、媒體、人權組織與政治界所發生的所有失敗。
葛特曼說，很多人其實知道這是一個巨大問題，只是過去不願站出來、不願面對，因為「不想失去朋友，不想疏遠別人」；但他強調，未來終究必須面對這一切，這是走向未來時無法迴避的重大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