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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年前，在桃園機場，成蕾送兩個孩子返回澳洲，自己則飛回北京，準備回到央視國際頻道繼續主播工作。臨別前，母子約好，下次一家人還要再來台灣，到台南花園夜市玩彈珠台、到台東搭熱氣球、餵小動物。她怎麼也沒想到，那一次分手，竟換來近四年的分離。
2020年8月，時任央視旗下的中國環球電視網（CGTN）主播的成蕾，突然遭中共以涉嫌「為境外非法提供國家秘密」拘押，失去自由1155天。直到2023年獲釋返回澳洲，今年7月中旬才終於帶著母親和14歲的兒子再次踏上台灣。
她第一個想去的地方，不是知名景點，而是台南花園夜市，6年前，兒子曾在夜市玩彈珠台贏得一根香腸；這一次，同一個攤位、同樣的遊戲，少年又贏回了一根香腸。
「雖然孩子14歲了，很多事情都不喜歡跟大人一起做了，但是完成了這個夙願，還是蠻開心的。」成蕾笑著說，眼眶卻泛起淚光，對外界而言，這或許只是一次旅行；對她而言，卻是一場遲到多年的約定。
「我一直有很深的台灣情結」
接受《大紀元時報》專訪時，成蕾首先談台灣，「其實我還蠻有台灣情結的。」她說，10歲隨父母移民澳洲後，那個年代接觸到的中華文化，大多來自台灣，無論是瓊瑤的錄影帶，還是身邊的華人朋友，很多都是台灣人。
因此，台灣對她而言，一直有一種熟悉而親切的感覺。她也多次帶著孩子來台灣旅行，花園夜市成了一家人最快樂的共同回憶。
直到2020年，一切突然中斷。她回憶，被拘押後收到孩子寄來的第一封信，信裡只寫著一句簡單的話：「我們還要去台南夜市，還要去台東坐熱氣球，還要去餵小動物。」因此，這次重返台灣，對她而言，不只是完成一趟旅行，也是完成一家人一直放在心裡、卻遲了多年的心願。
綠島人權館 大陸人應該都來看看
這趟台灣行，另一個讓成蕾印象深刻的地方，是綠島國家人權博物館。走進曾關押政治犯的舊監獄，她想到的不是自己的遭遇，而是中國。「我覺得所有的大陸人都應該來看這個博物館。」
她說，這座博物館最珍貴的地方，不只是保存歷史，而是一個社會願意誠實面對曾經犯下的錯誤，願意反思，也願意努力避免悲劇再次發生。「看一看在台灣，能夠怎麼樣去反思，怎麼樣誠實地面對，怎麼樣去避免它再次發生。」
她還分享一段讓館方頗感意外的對話，「我說，國民黨算是很仁慈的。」她解釋，白色恐怖當然造成許多冤案，也有人遭受迫害；但如果與她親身了解、甚至親歷的中共公安、國安系統相比，以及中共歷經土地改革、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政治運動造成的大規模災難，「真的完全不是同一個程度」。
她認為，一個社會是否成熟，不在於從未犯錯，而是在犯錯之後，是否願意留下歷史、面對歷史。
此外，最讓她欣慰的，反而是兒子的反應，那個平常最愛打電動的14歲少年，竟然願意安安靜靜看完整座人權博物館。「我覺得，這是台灣可以非常驕傲的一件事情。」
對成蕾而言，人權館保存的不只是過去，更提醒人們，自由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理所當然存在的。
台灣最珍貴的是人與人之間的信任
談起台灣，成蕾用了三個詞形容她對台灣人的印象，「溫柔、誠信、自由。」她說，很多人談台灣，首先想到的是民主、科技或半導體，但她真正感受到的，是人與人之間的信任。
「在一個政府都沒有信譽的國家，你怎麼可能指望民眾彼此信任？」她說，在中國生活久了，很多人習慣凡事留一手，說話要猜、做事要防，因為不知道什麼時候一句話、一件事，就可能帶來麻煩，「其實是很悲哀的。」
她說，這種改變不是一夕之間發生，而是在日復一日的環境裡，慢慢變成一種生活方式。近年中國社會瀰漫著愈來愈強烈的「國家安全」氛圍，也讓她印象深刻。
被拘押期間，她每天晚上能看的節目只有《新聞聯播》和官方安排的電視劇，其中不少都以國家安全為主題，歌頌國安、公安和司法體系。
她說，其中一部戲至今仍記得，劇情描述，一名男子刻意接近一位中國國企女工程師，兩人逐漸熟識，男子還送了她一副眼鏡。直到最後才揭曉，那副眼鏡其實藏有偷拍工程圖紙的裝置，而男子被設定成「台灣間諜」。
「當然，這只是一個例子。」她說，當類似的劇情一再重複播放，外國人、境外勢力、間諜等形象，也會逐漸進入民眾日常認知，「你每天都在看，久了就會覺得，好像真的到處都是間諜。」
更讓她印象深刻的是，劇中甚至公開國安舉報專線，並宣稱檢舉間諜最高可獲50萬元人民幣獎金。後來，一些中國自媒體開始炒作她的案件，也替她取了一個外號，「行走的50萬」。
她笑說，連兒子看到網路上的稱呼，都忍不住跟她開玩笑，「媽媽是行走的50萬」。母子倆當時相視而笑，但「心裡還是很不是滋味」。她說，一個社會如果長期處於互相猜疑的氛圍，人與人之間原本最基本的信任，也可能慢慢消失。
台灣自由自在日常 是極權體制人民的渴望
談到台灣能帶給世界什麼，成蕾想起自己曾住在上海的一段經歷。當時，她住在一個由台灣建商開發的社區，裡面不少住戶都是台灣人。最令她印象深刻的，不是建築，而是社區管理委員會。「大陸人在旁邊看，都覺得台灣人好敢講，而且很會組織。」
她笑著說，台灣人很自然就相信，只要大家一起努力，事情就有可能改變，因此願意投入公共事務，也願意承擔責任。相較之下，中國許多人不是沒有公共意識，而是不相信自己真的能改變什麼，也擔心一旦站出來，最後反而替自己惹上麻煩。
「大陸人更多的是覺得，我要自私自利，槍打出頭鳥。」她說，並不是中國人不想擁有公民社會，而是長期生活在那樣的環境裡，很多人已經不相信自己有能力改變公共事務，也擔心一旦站出來，反而替自己惹上麻煩。「因為祖祖輩輩，就是這樣被告知的。」
她說，自己最羨慕台灣的，其實不是民主制度本身，而是民主早已內化成生活的一部分，「你可以很自由、很自在地跟各種各樣的人打交道」，「他們不用怕你，你也不用怕他」。
在她看來，這樣的日常，也許對台灣人來說再平常不過，卻是許多生活在威權體制下的人，最渴望、最難擁有的東西。
在國家機器面前 個人什麼都不是
常聽到很多台灣民眾認為，只要不碰政治、不批評中共、不做中共不喜歡的事情，在中國就能平安生活。成蕾苦笑，「這是一個很美好的想法。」她反問：「可是，它（中共）不喜歡的是什麼？」
這也是她失去自由1155天後，重新思考最多的一個問題。成蕾說，自己並不是一開始就站在體制外。相反地，她曾經相信，身在體制內，也有機會做出一些改變。
她先後任職國際媒體與中共官媒，她始終認為，身為外國媒體出身的新聞工作者，也許可以替中國媒體帶來不同的觀點。「我一直認為，我在體制內，是能夠帶來一點點改變體制內一些問題的。」
直到自己成為被關押的人，她才真正理解，中共口中的「國家安全」，和民主社會理解的國家安全，是截然不同的概念。「國安這個帽子，或者說國安這個黑箱子，其實可以套住任何東西。」
她說，中共官方宣稱，國家安全涵蓋政治、經濟、文化、科技、海洋、健康等16個領域，但真正令人害怕的，不是範圍廣，而是沒有邊界。
「它說是國家機密，這就是國家機密。」她舉例，身為記者，資訊往來原本就是工作的一部分，當中共一句「你怎麼知道這些事情的？」都可能成為辦案與羈押你的理由。
她說，真正進入司法程序後，才知道很多事情與外界理解完全不同，「證據可以造，證詞可以逼出來，律師是見不到的」、「威逼，是肯定會進行的」，她頓了ㄧ下說，「在國家機器面前，個人是不重要的」，「個人什麼都不是」。
「和外媒來往密切」竟成了被監控理由
真正讓成蕾震驚的，不是在被拘押初期，而是在庭審一年多後。那時，她第一次知道，自己早在2020年4月就已被國安單位列入監控，理由竟然是「與外國記者來往密切」，她聽到時，只覺得不可思議，「這根本就是扯謊。」
她說，自己原本就是外國媒體出身，又在中國工作20年，與外媒記者往來，本來就是工作的一部分。
回頭檢視當時的時空背景，成蕾認為，一切似乎早有跡象。她遭監控的時間，正值澳洲政府率先主張就COVID-19疫情起源展開國際獨立調查，中澳關係急速惡化，北京對澳洲的戒心也愈來愈深。而她被捕前，正準備主持一檔新的美食節目，經常需要進出各國駐北京使館，接觸不同國家的外交人員。她回想起來，只能苦笑，「我猜，對中共當局來說，所有外國大使館的人，應該都是間諜。」
「不要只看到中國繁華的一面」
經歷這一切後，成蕾反而提醒外界，不要用單一角度理解中國。她並不否認，中國有高速鐵路、世界級城市，也有令人驚嘆的科技發展。「很多人去過中國，也看到它繁榮的一面、科技發達的一面，甚至有些基礎設施，比台灣、比日本、比美國都要好。」
她說，這些都是真實存在的，但另一面，同樣是真實，「不要因為這樣，就忘記它（中共）是怎麼做到這一切的。」
她說，那些繁榮背後，也存在剝削、浪費、貪腐，以及許多外界看不見的代價。她希望大家看到的是完整的中國，而不是只有中共希望世界看見的中國。
回顧1155天的拘禁生活，成蕾說，自己最大的體悟，不是監獄生活有多辛苦，而是終於理解，在那套制度裡，最重要的始終不是個人。「對他們來說，最重要的是中國共產黨穩定執政」、「國家、集體、政權，都是放在第一位」、「任何個人在這個目的面前，什麼都不是」。
「沒有定義，因為國安可以是任何東西」
許多人最常問她的一個問題，「如果我不要做中共不喜歡的事情，不就沒事了嗎？」成蕾用一個比喻，她說，這就像長期遭受家暴的人，一開始總以為，只要飯早一點做好、地擦乾淨一點，就不會挨打。
可是慢慢地才會發現，今天可能因為一句話，明天可能因為一個眼神，後天甚至只是因為對方「看你不順眼」。
「沒有定義，因為國安可以是任何東西。」她說，在一個權力沒有邊界的制度裡，每一個人都可能因外交衝突、政策改變，甚至政治需要，而成為被犧牲的人。
成蕾說，如果因此開始自我審查，不敢看某些書、不敢說某些話、不敢接觸某些人，失去的就不只是言論自由，「如果我們開始自我審查，我們就已經不是自由的人了。」
「如果他們讓我們怕了，那他們就贏了」
近年中共跨境鎮壓受到國際關注，從海外異議人士、香港民主派，到旅居各國的中國公民，都有人擔心家人遭施壓、言論遭監控，甚至人在民主國家，仍無法完全擺脫威脅。
被問到如何看待這種現象，成蕾說，「他們輸出的，不只是暴行，更是恐懼」，中共真正想達到的目的，不一定是逮捕更多人，而是讓更多人因害怕而選擇沉默。
「如果他們讓我們怕了，那他們就贏了。」她說，這句話不只是想對海外異議人士說，也是想對台灣社會說。威權最可怕的地方，不一定是暴力，而是讓人在恐懼中，一點一滴改變自己。
她用「家暴」來比喻，一開始，人會覺得，只要自己不要這樣做，就不會挨打。可是時間久了，人開始懷疑自己、責怪自己，也愈來愈不敢說話、不敢做事，最後甚至忘了原本的自己是什麼樣子。
「你什麼都不敢做了，因為你老認為是你的錯。」她說，這正是威權最成功的地方，它不需要天天抓人，只要讓人開始自我審查，就已經達到目的。
「如果我們能夠互相支持，我們才是自由的。」她說，「否則，跟住在中國又有什麼兩樣？」
一顆奶黃包 讓她決定活下去
談起三年多的監禁生活，成蕾透露，其實自己並不是一開始就如此堅強，被關押兩、三個月後，她曾想過結束生命，那段時間，她認為自己再也見不到家人，也看不到未來。
她回憶，關押她的房間四周都是軟包，看守24小時寸步不離，房間裡唯一堅硬的東西，是廁所地上的磁磚，「我坐在馬桶上，很希望突然把自己的頭撞碎。」她說，當時只是想用身體的疼痛，去取代心裡承受不了的痛苦。
真正把她拉回來的，是一顆奶黃包。有一天，她突然開始期待，隔天值班警官會不會幫她從食堂帶奶黃包。「我那時候突然很吃驚，我居然還會期待一個奶黃包。」
她說，就是那一刻，她忽然明白，自己還有能力感受快樂，「我已經觸底了！人生到了最低點之後，反而有一種很輕盈的感覺。」因為最壞的事情，都已經發生了。
中共海外統戰的重要工具：利益與資源
談到中共如何擴大海外影響力，成蕾指出，外界常將原因歸因於海外華人對中華文化的認同，但在她看來，文化有時只是包裝，真正發揮作用的，往往是利益與官方提供的各種資源。「其實也不光是文化吧，其實是拿錢買的。」
她以澳洲為例表示，據她了解，中共駐外使館長期投入大量資源經營部分華人社團，不僅資助舉辦活動，也安排成員回中國參訪，甚至提供官方頭銜，讓參與者獲得名望、面子與影響力。
「大使館是很大手筆給錢的。」她說，中共的做法包括「資助他們回國參訪，或者給他們一個什麼頭銜，給錢辦活動，讓他們覺得有面子、有影響力」。
談到中共經常以「中華文化」作為對外宣傳的重要符號，成蕾認為，真正需要區分的，是歷史上的中華文化、現在執政的政府，以及中國人民。
她回憶，自己成長於1980年代，文革結束後，中國社會至少還容許「傷痕文學」存在，許多曾在政治運動中受迫害的人，可以透過小說、紀實文學記錄自己的經歷，反思那段歷史。然而，如今不僅文化大革命逐漸從公共記憶中消失，許多當下正在中國發生的事情，也往往很快就從網路與公共討論中被刪除。
「現在，文革都快被整個刪除了，而且每天在神州大地發生的事情，都在被刪除。」她反問：「這是什麼文化？」
她強調，不能把中華文化、中國人民與現在執政的政府混為一談，「大家一定要把歷史上的中國文化，跟現在執政的政府分開，當然更要跟中國人民分開。」
看懂中國人民處境 才能看清中共
問到是否擔心台灣有一天變成香港，成蕾坦言，「我是有這樣的害怕。」但她真正擔心的，不只是軍事，還有認知戰。
有時聽見台灣人有人說，也許換中共統治也不錯，也許經濟會更好，她都很想帶對方去看看中國農民和漁民的生活，有人每月靠一百多元人民幣低保生活；有人土地遭污染卻求助無門；有人想上訪，卻遭攔截、毆打，甚至拘押。
「電視天天播高樓大廈、高科技，可是，跟這些老百姓一點關係都沒有。」她說，希望台灣人應該多了解真正的中國，「真正危險的，不是知道太多，而是知道太少。」
在她看來，只有真正理解中國人民的處境，才能理解中共體制如何運作，也才能分辨官方宣傳與現實生活之間的落差。
談到仍對中共抱持幻想的人，她說，「無知，或者無視中國，其實也是危險的。」她直言，中共投入大量資源塑造對外形象，世界許多人看到的中國，往往是經過包裝的一面；相反地，真正知道另一面的人，卻常因恐懼而不敢說話，「只有像我這樣，一無所有了，才敢說話。」
「台灣很美 台灣人很溫柔」這是世界需要的力量
採訪尾聲，成蕾想跟台灣人說，不要只羨慕中國表面的繁華，「當你們羨慕中國的高鐵、無人機、科技公司的時候，可以去看看，中國人真正羨慕台灣的是什麼。」
她說，自己經常閱讀中國知識分享平台「知乎」，許多曾到過台灣的中國民眾，在分享台灣印象時，談的不是高樓大廈，也不是GDP，而是許多台灣人習以為常的日常：有人羨慕可以自由批評政府；有人羨慕司法制度；有人羨慕不用翻牆就能取得資訊；也有人羨慕，人與人之間依然保有基本的信任。
她說，正因為生活在威權體制下，中國人民反而更知道自由究竟有多珍貴。「在台灣人羨慕那些光鮮亮麗的東西時，也可以看看，大陸人真正羨慕台灣的是哪些東西。」
說到這，成蕾眼眶又泛起淚，語帶哽咽的說，「台灣很美」，停頓片刻，她又笑著補了一句，「台灣人普遍都很溫柔」，她認為，這份溫柔，不只是台灣最珍貴的特質，也是這個世界最需要的力量。「我覺得，這是這個世界需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