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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長李遠12日與法國導演奧利維耶．阿薩亞斯（Olivier Assayas）睽違42年再次重逢，兩人回顧台灣新電影在戒嚴時期走向國際的關鍵歷程。李遠說，當年台灣新電影發展艱困，阿薩亞斯卻在重要時刻撰文、向歐洲介紹台灣電影，產生深遠影響，「讓我們不寂寞」。
李遠訪法期間，12日在巴黎文化複合空間l’Entrepôt出席楊德昌電影《恐怖分子》映後座談，與阿薩亞斯及法國影評人傅東（Jean-Michel Frodon）以「台灣電影新浪潮」為題對談，現場超過120名觀眾參與。《恐怖分子》於1986年上映，劇本由李遠與楊德昌共同執筆。
李遠回憶，42年前阿薩亞斯原本在香港，因為影評人陳國富建議到台灣看看，於是來到台北。「第一次相遇，是一個歷史時刻」，當時全世界幾乎沒有人知道台灣有新電影，阿薩亞斯抵台後，「兩天內我陪著他在中影試片間看了8部電影」。
由於當時影片沒有英語字幕，李遠以口述方式協助阿薩亞斯了解劇情。阿薩亞斯返回法國後，在《電影筆記》（Cahiers du Cinéma）以「在世界電影工業的邊緣」為題撰文，介紹他在台灣看到的新電影浪潮。
李遠表示，當時台灣仍處於戒嚴時代，新電影發展不容易，一直遭受批評，「如果沒有這篇影響深遠的文章，新電影應該在很短時間內就會被消滅。」時隔42年，他仍要再次感謝阿薩亞斯在最關鍵時刻來到台灣，「讓我們不寂寞」。
阿薩亞斯表示，「時間竟然已經過了42年」，當年「全球電影愛好者都不知道台灣電影的存在」，在戒嚴時期前往台灣也不容易，但他透過陳國富、李遠等人認識了楊德昌、侯孝賢等一批活躍的年輕電影人。當時在香港主要看到的是功夫片、武俠片，但來到台灣看到楊德昌、侯孝賢的作品，發現其創作與世界電影浪潮完全同步，「我真的像發現新大陸」。
阿薩亞斯表示，40多年後重新回顧，台灣電影新浪潮的重要性更加明顯，不僅對華語電影，甚至對世界電影發展都具有重要意義。當年這群年輕電影人在戒嚴背景下勇於發展新的電影語言。解嚴後，《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悲情城市》等作品誕生，開始描寫過去未曾被講述的台灣歷史。
他認為，台灣電影新浪潮不只是一種藝術創作，也是知識反省與社會創新的呼聲，「台灣電影新浪潮對於電影來說，當然是一場澈底的變革。」
李遠回應，「我們那時候剛好很想透過電影來重新回看台灣，也很想讓電影被世界看到」。回顧在中影工作的8年，「簡單講，我就是打開了一扇門。」
「我們何其幸運，生長在一個不幸的時代，成為一個完整的電影人。」李遠引用楊德昌當年的話來形容那時電影創作者所處的時代。
傅東表示，一代又一代台灣電影導演承先啟後都有其位置，如今許多經典電影經過修復後重新上映，新一代導演創作也更加多元。法國電影發行公司「逆光」（Contre Jour）近期一口氣購入王童《自由門神》修復版、陳詠清《女孩白日夢》及林龍吟《蚵豐村》等3部台灣電影，預計10月至12月陸續在法國院線上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