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華為涉嫌經營犯罪企業、竊取美國公司商業機密及詐欺美國銀行的刑事審判中,聯邦檢察官週三(11月18日)針對辯方前一天提出的結案陳詞展開反駁,強調華為不能將多年來涉及多名員工、不同部門及多個國家的違法行為,簡單歸咎於「少數害群之馬」。檢方認為,這些事件反映的是由公司高層確立、員工執行,並以取得商業競爭優勢為共同目的的犯罪模式。
助理聯邦檢察官波拉克(Robert Pollack)在反駁陳詞中表示,華為辯方刻意將案件複雜化,試圖以「好蘋果和壞蘋果」的說法,將公司與員工的違法行為切割。他用美式俚語反諷道,華為可不是「從卡車上掉下來」(fall off a truck)那樣偶然或無心之過,才鬧上聯邦刑事法庭的。
內部文件揭示竊密文化
華為首席辯護律師赫伯利格(Brian Heberlig)週二在結案陳詞中表示,檢方提出的竊密事件只是從一家擁有20萬名員工、經營30多年的跨國企業中,挑選出來的少數個別事件。他指出,涉及思科、T-Mobile及富士通的員工已遭解僱或受懲處,CNEX及Quintel等案件則涉及商業合作和技術糾紛,不能據此推論華為存在長達20年的犯罪陰謀。
赫伯利格還強調,華為擁有約1,500人的合規部門,要求員工接受合規培訓和考試,公司多年來支付其他企業110億美元的技術專利費用,並透過合法研發和創新取得商業成功。他認為,檢方未能證明不同事件之間存在共同的犯罪藍圖。
波拉克在反駁中則指出,華為明知法律規定,卻仍然故意違反法律,不能以公司設有合規部門、要求員工接受培訓,便證明其經營活動合法。他形容華為的合規準則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做樣子」──法律要求企業主動管束員工,不只是嚴防員工「害公司」,連員工「為了公司賺錢卻踩紅線」的違法行為都得制止,但華為高層自己在違法後仍獲晉升。
波拉克進一步指出,檢方並非單憑幾名員工的個別行為推論華為犯罪,而是向陪審團展示了公司內部文件、電子郵件及管理層的決策,證明這些行為具有共同的企業目的。
波拉克則以2013年一份名為「競爭資訊收集管理標準」的內部備忘錄,反駁辯方說法。文件列出員工從競爭對手取得不同價值及保密程度資訊時可獲得的獎勵,金額從2,000元到200元人民幣不等,並要求員工將敏感資料加密後寄往指定郵箱。
辯方稱,備忘錄只是銷售部門一名低階經理的錯誤做法,並非公司的正式政策,而且發出後受到美國人事部高層反對,該經理也遭到解僱。
但波拉克說,備忘錄之後發生了什麼並不重要,關鍵是這份文件確實由公司內部制定並發送全球分公司,內容明確鼓勵員工取得競爭對手的機密資料。他認為,這份文件是理解華為企業文化的重要證據,顯示公司不只是容許員工收集競爭情報,更設立獎勵機制。
波拉克還援引華為員工涉及T-Mobile、思科、富士通、Quintel及CNEX等公司的案件,指出華為曾透過保密協議及商業合作取得競爭對手的技術資料,內部郵件更顯示,公司希望取得CNEX的固態硬碟技術,以降低自行研發成本並取得產品競爭優勢。
孟晚舟的陳述 顯示高層知情
檢方反駁的另一個重點,是華為管理層是否知悉及參與相關詐欺行為。
在伊朗業務方面,辯方主張,匯豐銀行等金融機構早已知道華為透過香港公司Skycom在伊朗經營業務,仍然選擇與華為往來,因此華為沒有欺騙銀行的必要,也沒有證據顯示公司知道相關美元交易會違反美國制裁規定。
但檢方再次援引華為財務長孟晚舟2021年簽署的延期起訴協議(DPA)及其附帶事實陳述,指出孟晚舟承認曾向匯豐銀行提供有關華為與Skycom關係的不實陳述。
波拉克認為,孟晚舟的陳述證明,華為高層並非對相關業務毫不知情。孟晚舟在承認相關不實陳述後,仍繼續擔任華為財務長,甚至晉升為輪值主席。而華為高級副總裁丁少華(Charles Ding)就華為在伊朗的業務等問題上誤導美國國會,事後仍在他的位置上。
助理檢察官阿爾法(Meredith Arfa)在此前的結案陳詞中亦強調,丁少華並非自行偏離公司立場,而是向國會作出與孟晚舟向銀行所作說法一致的陳述。
檢方藉此指出,華為的問題並非只有基層員工違規,而是公司高層也參與了對銀行、國會及外界的誤導,但高階管理人員能夠逃脫懲罰。
檢方還在結案陳詞中提出,2008至2018年間華為中國向美國子公司淨匯出逾17億美元反哺美國業務。檢方認為,這些資金源自公司整體商業活動,而竊密、洗錢與詐欺正是謀取優勢與營收的手段,隨後再回流支援美國業務以取得美企技術,藉此證明涉案行為與華為企業運作及在美業務直接相關。
這場法庭交鋒的核心,最終落在「個別害群之馬」與「體制責任」的拉鋸上,究竟是少數「壞蘋果」越界,還是企業文化與制度默許?
週四(19日)開始,陪審員進入閉門商議階段,將逐項裁定華為及其關聯公司所面對的14項刑事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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