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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不講道德?那你對「經濟學始祖」可能不太了解

經濟學不講道德嗎?(STR/AFP/Getty Images)
經濟學不講道德嗎?(STR/AFP/Getty Images)

⊙吳惠林
眾所周知,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 1723~1790)被尊稱為「經濟學始祖」,也就是說,經濟學這門學問係由史密斯開創的,而關鍵就是他在一七七六年出版的《原富》(The Wealth of Nations,註一)這本書。

不過,這本書只不過是史密斯在一七五九年出版的《道德情感論》(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之附篇而已,這也告訴我們,經濟學只不過是史密斯博大學問中的一小部分。

史密斯在格拉斯哥大學講授「道德哲學」,舉凡神學、倫理學、法理學,以及經濟學都含括在內。他的第一本名著就是《道德情感論》,其畢生志業本想以此書為基礎,完成或許稱為「自然法理學」著作,但不幸早逝。

註一:《原富》的書名為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簡稱為The Wealth of Nations,,其中文書譯名以《國富論》最為人知,但此書名卻不恰當的,也與史密斯的意旨有違,可參見吳惠林,《亞當.史密斯》第三章,頁52~59,五南出版。

財富是人類生活目的的一個手段而已

亞當.史密斯之所以有時間和精力完成《原富》這本經典鉅著,主因是他在一七五九年寫出了《道德情感論》大受好評,在歐洲大陸獲得極大的讚揚,史密斯也因而擠進英國頂尖哲學家行列。

而休謨(David Hume, 1711~1776)將該書送給唐善德(Charles Townsend, 1725~1767)這位大人物,唐善德讀後大為佩服,乃重金聘請史密斯當其繼子的導師,讓師徒兩人遊學歐洲數年,就在此期間孕育了《原富》。由此可知《道德情感論》之重要,它比《原富》更根本。

史密斯終生一貫研究學問的目的,在於觀察人類如何從野蠻時代演進至文明時代,研究此演進的學問、法律、政治和其他一切要素。

為了完成此一偉大的計畫,史密斯的研究領域範圍極廣。從史密斯的《原富》之附錄〈語言發達史〉得知,他還有未定稿的天文學史、與此有關的古代物理學史、關於古代論理學、哲學,以及繪畫、音樂、舞蹈、詩劇的本質及其發展的文獻。

企圖以這些資料編撰成一部人類文化史,才是史密斯畢生的意願或目標,但只完成一小部份出版就去世了。

亞當.史密斯深覺財富的增加,對於人民生活提高的重要性,因而認為,對於人民最重要的,不是他們參與立法與否的問題,也不是他們參與構成政權與否的問題,而是政策本身的問題。

史密斯識破能夠增加財富的政策,遠比空虛的政治論,對於人民的幸福,更有直接的關係。史密斯在研究文化發展史的過程中,發現財富對於人類文化的發展影響最大,於是引起他對經濟學研究的濃厚興趣。

從經濟學在史密斯思想體系中的地位,以及史密斯研究經濟學的過程,可以得知「財富本身並非目的」,史密斯認定財富不過是人類生活目的的一個手段而已。

所以,史密斯認為財富對於人類文化生活影響極大,才開始研究財富。如果我們說,研究財富對於一個撰寫人類文化史的計畫者,對於自然神學、倫理學、法律學的研究者,乃是必要的也無不可!

對於史密斯來說,財富只是生活的一種工具,而生活才是終極的目的。

史密斯注重人民的生活,可由《原富》中看出端倪。他開宗明義就說:「對每個國家來說,供應全國人民每年消費的生活必需品與便利品的根本來源,是全體國民每年的勞動。」

對於史密斯的經濟學,一般都以自由放任主義看待,不過,這絕不可以單純解釋為「政府不得干涉經濟現象(營運)」,而應解讀為「企圖將以政府為重的經濟學,轉移至以人民生活為主,政府為輔的經濟學」。

為此,就必須讓政府收回干預的手,於是出現了自由放任,政府不得干預的要求。

亞當.史密斯開始著眼於人民的生活,認識財富對於人民生活的重要。以往的民眾改造運動,只埋首於政治組織的改造,以為這樣就可以建設理想的社會,而史密斯捨棄政治形式,注意其內容,鑑於「物」之環境的重要,開始改造運動新局面,他將社會生活和財富直接緊密連結,在此基礎上倡導自由主義。

史密斯企圖從混沌中發現能夠推動整體的原動力,若能抓住這一把鑰匙,必定能導致統一的秩序。史密斯將它求之於「人性」,並斷定這是人的「利己心」,如此一來,經濟學才開始成為一門科學。

此舉的重要性,無論如何強調,大說特說,都不會過甚其詞。對於自由的要求,我們也可以作同樣的評價。

在經濟學和道德哲學交叉點 構成有系統的學問

英國很早就有爭取自由的歷史,但這只是英國人所要求的自由,並不是人類共同所要求的自由。

自清教徒逃到美國後,自由才由神所賜予,不可以用人為的力量剝奪,至此,自由才不只是英國人的自由,而是天下人所該要求的自由。從神與人之間的關係肯定自由時,自由就成為任何時代、任何國民都可以適用的原則,亦即,予自由以普遍妥當性。

同理,自史密斯從人性出發研究經濟學之後,經濟學才被予以普遍妥當性。在此之前,經濟學只是適用於一定時代、一定處所的經綸之策,而以「人性如此」而出發的經濟學,只要對方是人,就可適用,亦即可用於任何時代、任何處所。

所以,史密斯將經濟學予以普遍妥當性,而普遍妥當性,是作為科學必須的前提,如此一來,經濟學也就是科學了。如果人性的研究是道德哲學家所要做的事,我們也就可以了解經濟學的創建者亞當.史密斯,之所以是大學的道德哲學教授的緣故了。

當然,人性的研究非始於史密斯,而經濟現象的研究也早就有許多學人嘗試,但從人性出發研究經濟學的,卻是始於史密斯。是史密斯開始站在經濟學和道德哲學的交叉點,把經濟學構成一門有系統的學問。

《道德情感論》在一七九○年發行的第六版(最終版本),係由謝宗林先生在二○○七年一月譯成中文出版,宗林兄被認為是翻譯史密斯名著的最適當人選,他也因為譯出的《道德情感論》,在二○○九年十一月應邀到上海參加《道德情感論》出版兩百五十週年紀念論壇。謝宗林以《道德情感論》為中譯本書名,捨棄為人熟知的《道德情操論》,他認為情「感」較為貼切。

亞當.史密斯剛開始在格拉斯哥大學的課堂上(當時上這門課的學生主要是年齡在十三至十四歲的蘇格蘭貴族子弟)講授他的道德哲學時,他的講義很可能是從收編在《道德情感論》第七篇裡的一些論述開始的。謝宗林建議讀者可從此處開始閱讀這本書,可以很快地對全書的討論架構有一粗略的鳥瞰。

返還「人性」為本、講道德的經濟學

自1776年迄今,二百多年的演變,經濟學幾乎完全走入機械觀,奧國學派的米塞斯和海耶克早已大聲疾呼不可。前者在1949年出版的巨著《人的行為》中就寫說:「當今大多數大學裏,以經濟學為名所傳授的東西,實際上是在否定經濟學。」

後者則以「科學迷」、「經濟工程師」來訴說經濟學遠離人文。而1968年經濟學被納入「諾貝爾獎」行列,更因其顯現「科學」之故,數理經濟學當道也早已說明一切了。

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P. Krugman)在其2012年出版的《克魯曼觀點拚有感經濟》(End This Depression Now!)就寫說「經濟學是不講道德的」。

經濟學由「納入社會哲學或行為通論的架構中處理」,發展到「偏於把經濟學寄託於數學或統計學門」,已故的自由經濟前輩夏道平先生說:「這一差異,關乎他們個人學問造詣之深淺廣狹者,乃至關乎經濟學之是否被確實了解者,其事小;關乎其影響於人類文明演化之分歧者,其事大。」

選擇認同具深厚廣博的社會哲學基礎的奧國學派,乃至重新擁抱亞當.史密斯的自由放任「人性論」思想,實在是很重要的大事,就從研讀《道德情感論》開始吧!

二00七年出版的譯本已經售罄,宗林兄正重新改版之際,恰逢五南公司推出「經典名著文庫」,此二0一八年新譯本也被列入其中,更彰顯其價值,讀者們盍興乎來!

原標題為「吳惠林:經濟學是講道德的」

責任編輯:李世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