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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護照、安眠藥、大逃亡，一切像是諜戰電影一樣驚心動魄。然而，在1960年代的東柏林，這一切不是電影，而是真實人生。逃與留，命運改變只在一念之間；生與死，陰陽相隔也只是一線之間。面對人生重大抉擇，勇敢的人們甘冒生命危險也要踏上自由之路。
今年66歲的沃爾特（Jochen Wolter）剛步入退休生活，他曾是德國聯邦新聞辦公室的官員，負責能源、開發和永續發展的公共資訊。2009~2014年，他擔任德國駐紐約總領事館的新聞官。1990年代，他還曾就職於紐約的德國資訊中心。
在柏林圍牆倒塌30周年之際，沃爾特要跟讀者分享他小時候的故事。1961年8月13日，柏林牆一夕之間劃分出兩個世界。住在東柏林的沃爾特那年才8歲，還不太明白究竟發生了什麼，直到11月的某個夜晚，他經歷了一次非比尋常的旅行……
記者：您在東柏林和東德的童年生活是怎樣的？
沃爾特：我出生於1953年，柏林牆建起時才8歲。我這個學齡前兒童，日常生活可能與德國其他地區沒有太大不同。我們在東柏林郊區的一個湖上擁有一間漂亮的夏日小屋，夏季和週末，我們總去那裡度假。
開始上學後，童年生活發生了變化。每個週一早上，在校園裡必須宣講效忠誓言，這應該是小學生們受到國家控制的第一個明顯標誌。被強烈要求加入共產主義組織「少年先鋒隊」（Junge
Pioniere），則是另一種意識形態控制的方法。那時，我的父母不讓我加入，我還會因此反對他們。對我來說，跟小夥伴們一樣似乎很有趣。
記者：您父母當時做什麼工作？會不會因為不加入東德共產黨招來麻煩？
沃爾特：我父親是一家國立醫院的首席醫生，我母親是一名訓練有素的護士，還負責照顧我們一家六口，包括我的兩個姐姐和我的雙胞胎弟弟。我父親經常被要求加入共產黨，但他一直沒有加入，因為在柏林牆建起之前，總還是有機會逃離東德。但柏林牆建起之後，我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
我父親之所以能夠保留他的職位，只是因為他們確實需要他。但是他必須非常小心自己的所作所為，因為到處都是耳目，他們在等待他說錯一個詞或做出什麼不當評論，以便找到解僱他的理由。我父親意識到自己醫生的職位，有一天可能不保。
記者：你父母希望在西方獲得怎樣的自由？什麼會讓他們特別困擾，沒有禮拜自由、言論自由、選舉自由、決定工作的自由，還是生活用品的匱乏？
沃爾特：除了您提到的各種自由外，最讓他們感到困擾的還是教育問題。畢竟有4個孩子在學校就讀，如果留在東德，將來上大學和接受良好教育的可能性幾乎是零。
因為共產主義思想要從根本上改變或者說破壞社會形態。當權者把接受高等教育變成一種特權，讓工人階層上大學成為一種特殊待遇。這樣能造就一群聽話的公民，他們會為特殊的機會感激涕零，不願意再去批評或反對該政權。
在柏林牆建起之前，要實現自由和選擇的多樣性非常困難，但總還是有這樣的機會，我姐姐甚至上過西柏林的學校；但柏林牆建起之後，一切都改變了。因為我父母不想放棄任何自由，所以他們決定不顧一切離開東德。（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