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尋夢】西方信仰與中原藝術的交融（上）

北方中原自魏晉、十六國後，又經歷北魏、東魏、西魏、北齊、北周五朝。時局動盪，蒼生流離，而佛法廣傳漢地，帶來信仰和正念的力量，佛教藝術隨之達到新的輝煌。

與中原亂世不同，地處邊陲的敦煌，在這時相對安定祥和，卻是一方佛國淨土。它不僅延續了前代全民崇佛的風潮，同時進入了開窟造像的又一個高峰期。

在那鳴沙山的斷崖之上，星星點點猶如寶石一般的洞窟，無論是數量還是規模，都超越了過往。走進窟室，寶塔般的中心柱、人字坡的窟頂、清秀修長的尊像、明麗重彩的設色，一切禮敬佛陀的藝術元素，似曾相識，又有著別具一格的風度。

涼州遺韻

如要了解北朝時期的敦煌藝術，我們還需將時光倒回北涼時期駐地武威、制衡西北的涼州。大陸學者綜合北涼時期的天梯山石窟、金塔寺、文殊山石窟等遺跡，總結中華現存最早的佛教石窟樣式——涼州石窟的特點主要有：

1. 窟室多是方形或長方形的中心塔柱窟，內有大像及開龕造像的中心柱。

2. 主要佛像有釋迦牟尼、交腳菩薩裝的彌勒以及各種成組的佛像。面相渾圓，高鼻深目，身軀健壯，造型生動。

3. 窟壁繪製千佛圖，下方出現供養人像。邊飾花紋有兩方連續式的化生忍冬。

中心塔柱窟，源於印度的支提窟，「支提」即塔，本是存放佛舍利的地方。早期佛教沒有佛像，佛塔就是佛的象徵物，供人禮拜。石窟中建塔，印度信眾可以沿塔右旋做禮拜，是印度佛教的傳統。支提窟隨佛教傳入漢地，就變成了本土化的塔柱窟了。

這種萌發於北涼時期的新式石窟，是涼州模式的一大特色，而敦煌莫高窟同時期的3座石窟，並不是典型的涼州模式。反而在北朝之初的北魏，中心塔柱窟才成為主流樣式。有趣的是，兩者之間的傳承，並不是從涼州到敦煌直接向西的傳播，而是在中原繞了一大圈再回到敦煌。

北魏滅北涼之後，太武帝於太延五年（西元439年）從涼州遷出宗族吏民3萬戶，至首都平城。遷居的涼州人中，就有像曇曜這樣的高僧以及精通開窟技藝的各種工匠。和平元年（西元460年），文成帝頒旨，命曇曜主持開鑿雲岡石窟。曇曜帶領著涼州的能工巧匠們，把涼州模式帶到中原內地。

北魏太和十七年（西元493年），孝文帝從平城遷都至洛陽，推行漢化改革，促進民族融合和南北方文化的交流。次年，他繼續下令開鑿龍門石窟。因而，北魏時期的石窟，在涼州模式的基礎上，不斷與中原文化融合，不同文化在這一時期碰撞出了更為壯麗的奇蹟。

從北魏元光五年（西元524年）開始，北魏皇帝開始派宗室統領地方各州，加強統治。敦煌也從隸屬涼州變成了當時瓜州的治所。東陽王元榮就是第一位以瓜州刺史身分入駐敦煌的皇室成員。他出發時，除了家眷、僕從之外，還帶去了一大批工匠、畫匠、塑匠等手藝人，亦將北朝人開窟造像的精湛技藝與熱忱心態帶去敦煌。

元榮與北魏大部分皇室成員一樣，也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他到敦煌後，便大興佛事：一是廣撰佛經，不僅自己抄經，而且斥資請人抄寫佛經，累計數百部；二是主持、參與開鑿莫高窟。元榮以地方長官、皇室成員的尊貴身分，統治敦煌十七年，跨越北魏、西魏兩朝，大力推動佛教在敦煌的繁盛，並掀起敦煌石窟的營建高潮。從北魏到北周，敦煌石窟現存的近四十個洞窟中，有十幾個和元榮有著直接或間接的關係。

這彷彿是一次石窟藝術的輪迴，它從印度、西域進入河西走廊，在那裡生根發芽後，向東傳入平城、洛陽，然後峰迴路轉，又向西折回到它的起點。它把印度或西域式的異域風格帶到了中國，逐漸吸收了漢文化的養分，悄然變換著樣貌。北朝石窟，恰好反映了西方石窟藝術在漢地被本土化、多種文明不斷融合的過程。

石窟鑑賞

這一時期，古代中國長期處於南北對峙狀態，形成了南北不同的文化特色，佛教在南北方也有不同的特點。南方佛教重視義理，受到文人、士大夫推崇，以清談為主；北方佛教表現出上至帝王、下至百姓的全民信仰，更重視修持與崇拜，因而有「南義北禪」之說。

以敦煌為代表的河西走廊，一度是北方佛教的中心，盛行苦行修禪之風。敦煌的僧侶、貴族和吏民非常重視石窟造像，石窟的形制以及造像內容也與禪修有關。在佛教信仰文化中，修禪須先觀像，觀像如同見佛，因而禪窟、中心塔柱窟在敦煌相繼誕生。其中，中心塔柱窟是北朝最為流行的建築樣式，約占半數之多。

就造像主題而言，釋迦牟尼佛、彌勒佛、三世佛、十方諸佛等尊像是主體，以展現佛陀的禪定、苦修、思維等形象為主。加上早期佛教注重宣揚釋迦牟尼的事蹟，壁畫中也有較多的適合禪修觀像的佛本生、佛傳、因緣故事畫、說法圖等內容。（待續，下週三見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