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 國際 要聞

聯手抗共 專家:歐美須超越WTO

圖為2019年6月美中貿易戰期間,洛杉磯港堆放的貨櫃。(FREDERIC J. BROWN/AFP via Getty Images)
圖為2019年6月美中貿易戰期間,洛杉磯港堆放的貨櫃。(FREDERIC J. BROWN/AFP via Getty Images)

【記者吳畏/綜合報導】美歐已經在不同場合表示,將攜手對抗中共在地緣政治、經貿領域等造成的威脅。美國前副貿易代表習達難(Dennis Shea)撰文警告,美歐攜手對抗中共,需要認清中共三方面不遵守國際規範的行為,在對待中共不公貿易行為上,若把所有希望都放在世貿組織(WTO)的改革上,很可能被中共玩弄從而無法解決問題。

習達難在2018~2021年擔任美國副貿易代表,以及美國駐WTO大使。近日,他在《國會山莊報》(The Hill)網站發表題為〈為應對中國(中共)挑戰 美歐必須超越WTO〉的文章。文章讚揚美歐日建立三邊合作,攜手抗共,但同時列舉中共種種違背諾言行為,警告歐美須制定更廣泛策略,超越WTO改革,去遏制中共惡劣行為帶來的挑戰和威脅。

WTO無法遏制中共惡行

習達難首先認同歐盟最新貿易政策包括一項令人欣慰的呼籲,即要求跨大西洋各國加強合作,以應對共產中國所帶來的經濟挑戰。歐盟特別建議重振三邊合作體系,這是指美國、歐盟和日本的聯合經濟圈,意在制定新的國際貿易規則,以遏制中共的經濟滲透。

中國擁有非市場經濟特點,中共政府肆無忌憚地利用國家性質的工業補貼來幫助中企與西方公司競爭,其國企的比重也過大,習達難認為過去的國際貿易規則難以應對中共帶來的經濟挑戰。

他說:「在三邊合作體系基礎上,進一步將新規則引入WTO。但如果只把WTO作為基點進行改革,或者只依靠三邊合作體系應對中共,那就大錯特錯了。事實上,如果把所有希望都放在WTO上,很有可能正中中共下懷,被它玩弄於股掌之中。」

習達難解釋說,即使制定新的WTO規則來解決補貼的「負面溢出效應」,歐盟的貿易規則中對政府給予企業補貼的定義過於狹隘,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中國的經濟體制,以其獨特的公共、私人和中共資源交融方式來達到產業政策目標,不符合WTO所要求的透明、非歧視、互惠和市場導向的準則。這個鐵的事實需要被承認和面對。

如果採取圍繞WTO為中心的解決方法,其前提是中共必須遵守國際規則。

但習達難說,大量的證據表明,情況並非如此。他舉例說:中共沒有遵守世界衛生組織《國際衛生條例》及時報告的要求,無疑是導致中共病毒(COVID-19)大流行的原因;中共對新疆維吾爾人的恐怖行動,不符合《世界人權宣言》;中共在香港強行實施《港版國安法》,違反了保障香港高度自治的《中英聯合聲明》;中共在南中國海提出的擴張性領土要求違反了《海洋法條約》。

他說:「我們看到(中共)這種行為模式在國際貿易中重複上演。美國貿易代表署已經記錄在案,中共遵守WTO規則的紀錄一直很差。一個主要問題是中共的貿易政策和做法普遍缺乏透明度。」

中共綁架貿易最新例:鳳梨

習達難還點出中共另一個不遵守國際規範的行為,即將其貿易實力作為籌碼。他舉例說,例如,因為澳洲敢於要求對疫情的起源進行獨立調查,引發中共對澳洲出口產品的報復,這顯然違反了WTO的規定。日本、韓國和菲律賓也曾遭受類似的貿易報復,因為這些國家的行為不被中共認可和接受。

最近的一個例子是臺灣的鳳梨成為兩岸緊張局勢的最新犧牲品。2月26日,中共海關無預警以臺灣鳳梨有害蟲為由,拒絕繼續進口。台灣基進黨質疑中共又拿農業綁架臺灣。

台灣基進黨表示,「把貿易商品『武器化』,當作不合政治利益時的報復手段,早已是中國(中共)的慣用手法。」基進黨還提到,去年澳洲因要求澈查武漢肺炎(中共肺炎)起源踩到中共痛處,而引起中共禁止輸入澳洲紅酒的「自由紅酒」事件也是如此。

跟中共談判是陷阱

如果只靠WTO去解決問題,需假定該機構有能力在合理的時間範圍內制定有意義的規則,去解決與中共的貿易糾紛相關問題。但WTO的共識原則要求在通過一項決議前,必須得到所有164個成員國的一致接受。

在WTO,中共強烈反對制定新的補貼相關規則,它認為這些規則是「限制中國發展的直接枷鎖」。即使中共願意與WTO談判,它也可以說服其他WTO成員阻撓在新規則上達成共識。在最樂觀的情況下,最終結果很可能是一套約束力很弱、很寬鬆的規則,在很大程度上照顧到中共的利益和感受。

而且不要指望和中共談判會很快完成。WTO目前正在進行的一項多邊談判,旨在限制漁業補貼,但該談判已經進行了19年。強制執行現有規則可能同樣需要很長時間。波音公司與空中巴士公司的補貼爭端持續了16年才得到WTO的最終裁決。

美國前副國家安全顧問博明(Matt Pottinger)2月3日向拜登政府進言,希望他們不要跌入中共的談判陷阱。

他表示,中共在談判時非常善於採取拖延政策,而在川普政府時期,美方一個重要的策略就是不許中共把談判時間拉得過長。

「對於美國來說,我們要對中國(中共)施壓,盡快解決中國(中共)正在進行的那些危害於我們國家安全、繁榮和民主的事情。」博明說,「所以,不要落入北京一次又一次設置的陷阱,也就是試圖引誘美國進行長期的、正式的中層談判。」

2017年,川普政府的貿易代表萊特海澤曾為內閣展示一張圖,顯示20年間美中陷入的這些各種對話,然而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和中共的智慧財產權侵犯卻不斷升級。

對美歐攜手抗共的建言

習達難說:「如果我們正處於跨大西洋各國合作來應對中共的新時代,那麼我們有理由問:美國和歐盟的利益和目標是否一致?我們對中共挑戰的評估方式是否相同?我們是否願意共同向中共施壓,以約束其不良行為,鼓勵其改變行為,這樣做也會給我們帶來代價?回答這些問題將有助於確定這一合作的關係和達成目標的雄心。」

他表示,如今,美國和歐盟似乎正通過不同的視角來看待中共。聽到歐洲重要領導人還在援引什麼「通過貿易改變中國」的口號,真是令人瞠目結舌。最近達成的《中歐全面投資協定》也讓人懷疑,該協定到底是為誰的利益服務?在WTO,歐盟至今採取了過於謹慎的態度,甚至拒絕連署美國起草的重申市場經濟在全球貿易體系中核心地位的聲明。歐盟擔心,該聲明會在某種程度上暗示中共不能成為該組織的一員。

習達難認為,「只有時間才能告訴我們,合作的願望是否會有結果。但是,跨大西洋貿易組織可以在許多方面有效地應對中共挑戰,這是制定新的WTO規則之外的另一種選擇。這些方面包括聯合對從事掠奪性或非法行為的中國公司實施制裁;面對中共的報復性貿易行動,建立共同的反制措施;共同努力提高關鍵產品的供應鏈彈性;聯合制定未來主導產業的技術標準;以及協調制定關稅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