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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院主任:移植醫學界不應做活摘器官的幫凶

韋爾登‧吉爾克雷斯醫師(台灣國際器官移植關懷協會提供)
韋爾登‧吉爾克雷斯醫師(台灣國際器官移植關懷協會提供)

文/吉爾克雷斯醫師
編者按:台灣國際器官移植關懷協會所參與與主辦的「打擊及防制活摘器官之世界峰會」(World Summit on Combating and Preventing Forced OrganHarvesting)在2021年9月17日到26日的兩個週末舉行了六場會議,19國的38位專家和政要參與,分別在醫學、法律、政治、媒體、公民社會及政策制定六大方面,探討中共活摘器官對人類各方面的影響。

第一場線上會議醫學專家論述了中共活摘器官的殘忍及在醫學倫理上造成的巨大傷害,同時提出了打擊及防制活摘器官的建議。

講者韋爾登‧吉爾克雷斯醫師 Weldon Gilcrease 是美國猶他大學醫學院腫瘤學主任、副教授,也是亨斯邁癌症醫院的醫學部主任和血液學/腫瘤學研究員訓練計劃總監。吉爾克雷斯醫師還是 Alpha Omega Alpha 榮譽醫學會的成員並且獲得了無數教育獎項,以表彰他對醫學教育的不懈奉獻。

以下是講者的演講內容:
大家好,感謝各位的與會。很榮幸能和大家談中共活摘器官,這個當今最重大的醫學倫理議題。我希望就幾個我認為活摘器官中重要的觀點提出看法,倒不是概述證據和資料,而是分享一些我們如何運用這些證據資料的經驗,以及這件事如何影響我們的醫療機構。

首先我想談談普遍對於中共活摘器官的沉默。儘管大衛‧麥塔斯及大衛喬高早在2006年就公布了第一份調查報告(出版為《血腥的活摘器官一書);在隨後的15年裡,伊森‧葛特曼在2014年發表了調查報告(出版為《大屠殺》一書);2016年由大衛‧麥塔斯、大衛‧喬高及伊森葛特曼共同發表上述兩本書的更新報告;以及2019年2020年由「中國強制摘取良心犯器官問題獨立人民法庭」做出的判決,綜觀以上所有報告,全都得到同樣非常不幸的結論,那就是活摘器官確實在全中國各地的醫療機構和移植中心發生。但一直以來醫學界大多不願承認,事實上全世界也大都如此。

因此,這樣的沉默是如何發生的呢?我以自己為例。我在美國中部一家中型教學醫院服務。在這間醫院,我和一些同事們嘗試採取一些行動來遏止中共活摘器官。我和某位負責醫院器官移植事務的同事,我們每年做的移植量不算多,我們想用自己的方式阻止中國醫師來我們醫院接受移植手術的訓練,因為他們回到中國大陸後可能會參與活摘器官。接下來發生什麼呢?雖然這情況還沒有成為我們醫院的常規,但當我與醫院主管們聯繫時,基本上我得到一致的回覆是:毫無疑問,中共活摘器官確實正在發生,但與中國這樣強大的國家明確表態對立,對我們的醫院、大學部和研究所可能都有危險。

另一個例子是在2019年底,我找了我們醫院主管們,跟他們說我們必須正式表態,我們應該坐下來好好討論,針對中共活摘器官我們能做些什麼,特別是中國法庭的報告剛發表,報告中他們詳細面談了超過50位證人,檢視了所有的證據和資料,且絕大多數出自中國的資料都無法解釋為甚麼從2000年代早期開始,中國國內器官移植數量便呈指數型成長,也唯有中共殺害無辜民眾獲取他們的器官才能合理解釋這個現象。這種令人髮指的大規模犯罪,在醫療史上從來沒有發生過。

當我找我們醫院主管談的時候,他說他毫不懷疑中國共產黨會做出活摘器官這種暴行,它確實正在發生,但假如我們對此正式表態,中國就會把他們的學生都送去德州。這讓我覺得奇怪。我們醫院並不在德州,就算中國將他們的學生都送去德州又怎樣?我認為害怕中共經濟報復,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我們的因應方式。

另外我更擔憂在我們醫院的臨床上,已經訓練了至少兩位中國醫師,其中一位是胸腔內科醫師,另一位是心胸外科醫師,當他們回到中國,他們在中共統治下的醫療體系並無法獨立行事,基本上所有人,包括所有在中國的醫師和外科醫師,都在中共的嚴密控制之下。此外,我們醫院也有同事在工作上與中國醫院有密切的合作往來,他們會去中國授課,也帶著中國醫事人員來這裏.事實上,在我們醫院的實驗室和臨床門診中,有位同事就找了一位中國人在實驗室幫他做國家衛生研究院補助的研究計畫。

為什麼我們過去都對中國採取合作交往的方式?2017年溫蒂‧羅傑斯、馬修‧羅伯森、和雅各‧拉維在《英國醫學期刊》(BMJ)發表了一篇評論,我建議大家都讀一讀這篇文章。文章只有一頁,詳細說明了在2006年大衛‧麥塔斯和大衛‧喬高的報告發表之後,國際移植醫學會(The Transplantation Society, TTS)對中國所採取的方式,實際上那也是醫界大多採取的交往合作方式。所以,這種與中國交往合作的方式有效嗎?簡單來說沒有。美國在外交與經濟方面也採用類似的方式,但真的都是負面結局收場。其中一個例子是最近這幾年內,我們醫院幾位頂尖的科學家、頂尖的臨床醫師和大學教授必須離職,因為他們與中國共產黨有密切往來的財務關係,但卻沒有盡到向美國聯邦政府通報的義務。類似的案例,也發生在2019年的德州大學安德森癌症中心(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以及2019年底至2020年初之間位於佛羅里達州南部的莫菲特癌症中心(MoffittCancer Center)。有9位主管被迫辭職或離開現有的職務,他們都不是中國人或華裔美國人,原因也是沒有向美國政府通報他們與中國政府之間的密切關係。所以我們看到這些密切合作所帶來的危險,但實際情況比這還更糟。

我認為與邪惡政權控制下的醫療體系合作是很危險的。這確實從活摘器官一事就能看得出來。這樣的事不是憑空發生的。事實上,大多數帶頭在中國成立移植中心的醫事人員,都曾在美國或其他西方先進的醫療機構接受移植醫學的訓練,在2006年調查報告發表之前,醫療網站上還拿這點來炫耀。移植醫學仍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偉大的醫療成就之一。正因為如此,這裏不是譴責移植醫學,而是譴責利用移植作為邪惡手段的這個邪惡體系。

還有一個我想說的重點是,要認清中國共產黨並不代表中國這個國家,也不代表中國的歷史或文化,更不代表中國人民。這是中共對它控制的人民還有全世界使用的障眼法。中共想讓全世界相信,中共是中國這個國家和中國人民的同義字。因此,任何對中國共產黨的抨擊就是在抨擊中國人民和中國。然而事實正好相反。當我們試圖譴責中共活摘器官嚴重侵害人權時,我們就在努力維護中國這個國家及中國民眾的清白,避免他們成為中共

利用中國醫療體系犯罪的幫凶。當我們做出這類聲明時常會被認為是「搞政治」,這也是中國共產黨的愛用詞彙。無論是不是搞政治,我們醫學領域務必遠離政治。但這不表示我們要避免表達讓中共不舒服的反對立場。事實上,這其實是表示,如果中共要繼續攏絡醫學界、醫學專家、內科醫師和外科醫師,我們應該公開表態反對它。這點是我們一定要表達而且不能保持沉默的。

最後一點我想談的是,即使今天中國完全停止了活摘器官,我們也務必將犯下那些令人髮指罪行的負責人繩之以法。這對防止類似罪行的再度發生是很重要的,而且這也是合理解決這個被醫學界放任了15年的罪行的唯一方法。
最後,感謝所有今天的與會者。我認為只要我們共同發聲,就可以促成改變。我們能讓我們的醫療機構、移植中心做出改變,我們要做的只是強有力的齊聲說出:我們不能再容許中共活摘器官繼續發生。我們不能再沉默了,過去正是因為我們的沉默,才讓中共活摘器官持續發生著。

謝謝大家今天撥出時間參加這個會議,我很願意待會兒回答大家的提問謝謝。

(台灣國際器官移植關懷協會 授權刊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