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非洲超過百次 李栢浡談援外經歷

布朗仗義執言令台灣人印象深刻，總統蔡英文該年到聖文森進行國是訪問時，還特別提到布朗，並感謝他為台灣發聲。

而在背後默默推動這件事的，就是國合會前副秘書長李栢浡。

而布朗在發言中提到，讓台灣以觀察員身分受邀參與WHA並不違背「一個中國原則」，如同數個加勒比地區的國家均參與WHA一樣，「一個中國」如同「一個加勒比海」， 應視為共享共同的歷史，文化和遺產的概念。這一段話，就是李栢浡建議他加入發言中的。

被問到在國合會生涯中最驕傲的一刻時，他回憶起這件事，「台灣在國際會議場合常常不得其門而入，但我就是喜歡去挑戰這個。」

李栢浡在2018年就和聖文森的衛生部長布朗提議在WHA舉行時辦周邊大會，布朗很爽快地答應了，「OK！我和WHA秘書長很熟。」

隔年就聯合了友邦聖文森、聖克里斯多福、聖露西亞、貝里斯一起開了周邊大會，許多理念相近的國家也來了，大會上友邦們講的都是台灣援助的計畫，「台灣」不斷出現，李栢浡雖然輕聲細語，但充滿自豪：「讓（友邦們）先打第一波的台灣的visibility（能見度），第二波再由這些邦交國起來幫台灣發言。」

由於外交部給友邦的稿子都差不多，布朗就問李栢浡有沒有不一樣的發言點子，李栢浡就建議了這段「一個中國」如同「一個加勒比海」的概念給布朗，頗有新意，那年布朗的發言也獲得台灣民眾的掌聲，李栢浡露出靦腆的微笑：「事實上，我在他背後塞這些主意。」

國合會全名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簡稱「國合會」），負責台灣的駐外技術團、醫療團、國際人力開發等援外業務，可以說是外交部的「智庫」，往往與外交人員在國際的前線為台灣拚外交。

李栢浡從1987年因為其農業專業加入了國合會（當時叫「海外會」，1996年與「海合會」合併，成立了「國合會」），直到2021年底退休，早期幾乎幾個月都得出國，考察台灣在各國的援助計劃，35年下來走過109個國家，「我真的問過，這麼多年來只有一個人接近我的數字，叫林義夫（前經濟部長），他去過104個國家⋯⋯」

他往往是這個月上半月在國外，下個月下半月在國外，時常看不到家人，一次回家時兒子看到他還被嚇哭，原來是在非洲曬黑了，離家太久了，兒子一時認不出來的緣故。

他有個專門出國用的皮箱，衣物用品都裝在裡面準備好，說走隨時都能走，還有三本護照（普通護照、公務護照、外交護照），每一本都加頁數加的很厚，這些年下來累積了二十幾本護照，推疊起來厚的驚人。

長年全球飛來飛去，李栢浡鍛鍊了在飛機上就調時差的技能，像是去趟巴拉圭，得轉上三班飛機，一搭就是48小時，而清晨五、六點到了當地，往往馬不停蹄就得開始一天的行程，根本沒時間等你調時差。

那飛機上調時差的秘訣是什麼？原來，一上飛機，他就在座位前插上「請勿打擾」的牌子，然後倒頭大睡，絕不用餐，以免打斷睡眠。

李栢浡從非洲司做起，1990年就當到第一組組長，掌管所有援外的​農耕隊、農技團 ，將近30年的職涯中，前往非洲超過100次，足跡踏遍北非、南非、東非、西非、中非等五區，現在非洲有54個國家，他就跑了39個國家。

在國合會，他第一次到國外出任務，是去到非洲，巧的是，在國合會最後一個任務也是在非洲，那是2020年時為與索馬利蘭建交奔忙。

第一次踏上非洲大陸是在幾內亞比索，幾內亞比索當時是世界上最落後國家之一，一天有二十小時處於停電狀態，而沒電就沒水，所以旅館裡時常沒水可以洗澡，晚上也是烏漆墨黑，只有街道上有吉普車路過才有些許的光線。

談起在非洲最感動的時刻，他提到在幾內亞比索的達拉墾區，台灣農技團在那所採取的陸稻推廣模式深受達拉墾區農民信任，李栢浡當時身為海外會（國合會前身）第一組組長，負責援外農業技術團規劃與監督，曾經到達拉墾區多達十次，每次去當地的農民都會全家大小聚在一起以歌聲與舞蹈夾道歡迎，口中喊著：「VIVA,VIVA,VIVA, Republic of China（中華民國萬歲）。」

當地農民堅持每個人都要握到手，李栢浡若漏掉一個人沒握手，他們還會不高興，甚至連一、兩歲的小孩也不能放過，媽媽就是堅持小孩也要握到手，李栢浡回想著那些片刻的感動，低吟道：「你會覺得一切都值得了，尤其在國外聽到這樣的聲音，會非常感動又安慰，尤其在國外常被老共逼死，能遇到這種回應，你真的是會非常感動。」

達拉墾區是台灣援外的經典案例中的第二名，第一名的案例是布吉納法索的姑河計畫與巴格雷墾區，2002年被法國電視台TV5特別報導為「永續發展的最佳典範」。

1967年臺灣在當地進行姑河計畫，將姑河從荒蕪發展成富庶、公共設施齊備的地區，開墾面積達1,260公頃，安置超過千戶農民。雖然布吉納法索在1973年與臺灣斷交，1994年復交，2018年又斷交至今，但姑河計畫在斷交後轉給當地政府，50年後當地還是依照當年臺灣的技術指導方式從事稻作生產。

而巴格雷墾區是1994年復交時，布吉納法索在復交協議中特別要求台灣派技術團進駐而建立的，過去的巴格雷是一片沙漠黃土，技術團成功將巴格雷水庫的水進行稻田灌溉，多達1800公頃的稻田，創造了荒漠良田中的奇蹟。

雖然台灣的技術團給當地帶來長久的幫助，但仍不敵中共的收買，終究再次跟台灣斷交，李栢浡解釋：「技術合作只能是輔助性質，主戰場是外交政策，​​援外是輔助外交政策。」而非洲國家的一個特點就是少數人掌權，很容易被收買，也經常政權不穩。

中共一直在外交上打壓台灣，但是在1990年代期間，國際曾經有一波與台灣的復交潮，不少前友邦又回歸與台灣建交，李栢浡透露，其實那時候非洲有更多的國家想要跟台灣復交，他親自就談了不少，可惜當時台灣年度預算不夠，因此許多國家本有機會建交的只能作罷。

「當時我們跟老共（外交上）打的最激烈的就是在非洲，」李栢浡回憶，「說老實話，2008年之前，我們跟老共都還有的拼，而且你來我往⋯⋯」但中共利用龐大的市場吸引了世界投資，經濟發展很快，讓中共能對世界大撒幣，李栢浡認為，2008年之後，台灣在外交上就無法與中共對抗。

而在外交的你來我往中，台灣的援外技術與做法，尤其在農業上，往往都比中共來得細緻與精良，而且能讓友邦的人民真正受益，相對中共經常是在當地圍起來自己做自己的，讓當地人與政府受不了， 想念起台灣的好。

李栢浡透露聖露西亞的故事，位於東加勒比海的聖露西亞本來在1984－1997年間是台灣的友邦，後來又在2007年復交，復交時有這麼一段故事，當地一個農場的主人就直接說：「我和總理力排眾議要和台灣建交，但你們得做出成績」，問他們要什麼援助時，他回答：「農業」，一問之下，原來是他太不滿以往中共的做法，中共的人員時常是自己做自己的，從來不和當地聯繫，李栢浡聽了之後就拍胸脯保證：「很簡單，給我們一年，絕對讓你們感受不一樣。」

同樣在這農場裡，台灣的做法大不一樣，一切做法公開透明，種植的農作物清清楚楚，想學種植的農民就來學，想更深入的話，技術團還會去農民那教，不只如此，台灣的技術團還組織當地農民成立產銷班，幫助他們銷售到市場，避免中間商的剝削，農民大為受益。

李栢浡談到：「類似這樣的案例很多，我只是舉了聖露西亞這個例子，普遍來講（中共的做法）都有這問題，幾乎每到一個地方（中共人員）自己就關起來，深怕別人知道似的，然後自己種、自己賣、自己吃⋯跟周遭的人一點關係都沒有，這就是人家不滿意的地方。」

創立「全球合作協會」 幫外交部的忙

以往台灣與友邦斷交後，通常都很徹底地撤出；但在當地不留人，就無法繼續維繫先前建立的關係，這樣對台灣的外交非常不利。反觀中共，就算沒邦交，也會設立一些公司或派人員到當地，這對於情搜與發揮影響力，都有著很大的操作空間。

李栢浡指出，台灣時常在國際援助上無償協助友邦，這種方式有個缺點，就是做久了會被當作理所當然，所以他打算用不同的方式來進行。他說，以往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從事的技術合作、國際援助計劃，到期就停止挹注經費與技術，但有些計劃完畢後仍有可為。

去年從國合會退休後，李栢浡正在創立「全球合作協會」，該協會將在當地成立公司，引進投資、繼續將原本的計劃擴大經營下去，不僅有產值、有獲利，還僱用了許多當地人，「把原來那些農民找回來之外，我再把它擴大，比如原來只有20公頃（農作物），沒達到經濟規模，我現在把它擴大到1千公頃；從原來只有一兩百個農民，現在變成一兩萬個農民，當地的市場，從生鮮農產品到農產品加工通通包下來，甚至可以外銷。」

李栢浡說，如此一來，台灣對當地政府就有影響力，可用這些影響力來協助台灣的外交，「因為這個計劃涉及到幾萬人的工作機會，你離開後，它（當地政府）就痛了，那些農民也會跟政府抱怨」。他先會在印尼嘗試，之後也會在索羅門群島進行。

這就有點像中共會採用的手法，手段靈活且有效，台灣也應該這樣做，只是政府部門內難以變通，目前只能在政府部門之外做，李栢浡表示，「我幫外交部的忙啊！老共敢這樣做，我們為什麼不能這麼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