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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電影《周處除三害》為何在中國大賣?

《周處除三害》在中國大陸上映不到兩周,票房衝破4億人民幣(約17.5億台幣)掀起熱議。(擷自《周處除三害》粉專)
《周處除三害》在中國大陸上映不到兩周,票房衝破4億人民幣(約17.5億台幣)掀起熱議。(擷自《周處除三害》粉專)

【記者戴德蔓/台北報導】由阮經天主演、香港導演黃精甫執導的台灣電影《周處除三害》(The Pig, The Snake and The Pigeon)在中國大陸上映不到兩周,票房衝破4億人民幣(約17.5億台幣)掀起熱議,該片不僅在中國爆紅,上架Netflix也殺出血路,搶攻全球非英語類電影榜單第4名,在知名影評網站獲得7.4分肯定,除了在台灣、香港、新加坡成為電影榜冠軍外,也擠進南韓、印尼、馬來西亞、越南、沙烏地阿拉伯的前10名中。

《周處除三害》講述由阮經天飾演的台北黑幫殺手陳桂林,在得知自己患上肺癌末期之後,為「留名後世」,決定開始鏟除排名在自己前面的2名通緝犯,並大開殺戒的電影。

《周處除三害》在台灣上映時票房平平約新台幣4,700萬元,近日卻在中國掀起超高討論度,有望成為今年中國票房最高的電影,讓大家紛紛好奇,為何這部片能在中國大賣?

此片獲得了台灣金馬獎及香港電影金像獎的「最佳導演」及「最佳男主角」等多項提名。片中男主角、金馬影帝阮經天的知名度回歸,名字幾乎每天都成為中國互聯網熱門搜索詞,連他在影片中戴的「粉紅小豬手錶」亦賣到斷貨。

台灣香港協會理事長桑普向《大紀元時報》分析,這部片熱銷不是殺人灑狗血的劇情,而是片中一些經典的對白,引起中國民眾的共鳴。

比如陳桂林最經典的台詞,「本來我相信,與其像老鼠一樣活着,倒不如有尊嚴地去自首。後來我改變了想法。原來我連自首的資格都沒有,原來我不夠有價值,周處除三害,就是我唯一的價值。」桑普說,這段話引發中國民眾回憶起2008年為了討公道而刺殺警察,後被當局執行死刑的北京青年楊佳,楊佳案顯示,中共獨裁下的中國沒有法治,只有人治。

片中第一號通緝犯林祿和(牛頭)殺了很多人卻轉為邪教教主的身份,他說,「一個颱風、天災就有那麼多人死掉,我只是殺了幾個人算什麼?」桑普說,這就是共產黨的本色,一直鼓吹反邪教的共產黨就是邪教;「生命的意義是它根本沒有意義」、「 你就是自己最好的藥」,這就是中共講的那套唯物論,至於林祿和勸追隨者要「放下身外之物,才能成為全新之人」,這就是中共割韭菜老百姓的一貫手法,因為隨眾放入火爐的財物都進了林祿和特製的密室。

偽裝成教主的林祿和向陳桂林說,林祿和已經死了,林死前有特異能力,知道所有人的姓名、出生地、能活多少歲,桑普說,這不就是中共的天眼社會信用系統、數位極權主義;他給信徒吃的東西會吐出黑水,就是給你吃的東西都是有毒的,其中有位小孩因此昏迷不醒,林就向隨眾說,「想辦法治不好,也死不了」,這就是中共要老百姓變成半死不活,完全無意識狀態。

林祿和為了殺人找了藉口說,「滿身業障,為害人間,一起送進地獄。」桑普認為,這就是中共要殺人時,慣用的批鬥術語,所有人都是用殺來處理,也看到中共對生命的漠視。

桑普說,當陳桂林殺掉林祿和離開時,留下來的信徒卻還是奏起音樂唱起溫馨的歌曲,這讓陳桂林驚訝,原來殺掉獨裁者,可是旁邊還有千千萬萬的獨裁者,最後陳桂林給隨眾者一分鐘考慮去留,留下來的就一槍斃命,最終還是有不清醒願意跟隨邪教組織一起葬命,而中國共產黨是全世界最大的黑社會組織、恐怖主義組織也是最大的邪教組織。

桑普也提到《周處除三害》的英文名字《The Pig, The Snake and The Pigeon》也很有寓意,豬、蛇跟鴿子,Pig就是豬頭,也是習近平的綽號,Snake蛇是比較靈活暗指香港,片中第二號通緝犯就是香港仔,Pigeon鴿子指的就是台灣人,陳桂林手上戴的卡通錶上面有一個豬頭的圖案,這是有意義的設計。

桑普認為,Pigeon存在的價值就是要挑戰Pig與Snake。他說,陳桂林要贖罪的方式不是去自首,而是去立功,這部片之所以在中國大賣,片中讓人看到一個人遇到被攻擊,怎麼樣去懺悔、去彌補、對社會有幫助,這激發起很多人的共鳴,所以難得這一部電影有這麼高的收視率。而且導演運鏡或者拍攝的技巧是突破了台灣電影,以前那種定格很久的方法,非常流暢,看起來非常舒服。

唐浩:以暴制暴消滅邪惡體制 獲得民眾共鳴

時政評論員唐浩向《大紀元時報》表示,雖然這部電影在台灣、香港或者歐美國家,只能算得上是B級片,但是這部電影描述的「反英雄」情節,也就是小人物或負面人物卻做出英雄般的行為,或者做出「非法正義」,這種情節在中國電影界是相當少見的題材,所以格外吸引中國觀眾的矚目。因為在中共的影視文化裡頭,只允許共產黨扮演「偉光正」的英雄。

唐浩說,這部電影最能引發中國人民共鳴之處,在於男主角用「以暴制暴」的手段、粗暴而直接的反擊壞人。因此電影在中國熱賣,某種程度折射了中國人民普遍對社會現狀不滿,在生活中經常遇到許多不公不義的制度性歧視,但又無力反抗,所以人們通過這部電影來達成心理學上的「替代性宣洩」,抒發自己在真實生活中的種種怨氣與不滿,同時也替代性的傳達了人民對當前政治社會的精神反抗。

深究下去,唐浩認為,這些制度性歧視根本上是來自中共極權統治造成的官員腐化、階層固化以及權錢封建化。所以近年來我們看到越來越多的平民百姓用極端的暴力手段報復社會、攻擊政府單位甚至是衝撞中南海,因為他們深知自己無法通過正常的司法渠道來為自己維權討公道,但這些現象其實反映了越來越多中國人民對共產黨統治相當不滿。

唐浩說,電影裡一個頗受熱議的情節就是男主角憑著一己之力消滅邪教。我們不確定導演是不是有刻意的隱喻,但是電影裡的邪教其實跟共產黨非常神似,都是不斷通過各種欺騙手段來洗腦人民、控制思想,吹捧崇拜個人領袖,還逼人民(信徒)交出自己的一切財產,落得一無所有。而且邪教的領袖表面看似為人民治病的聖者,但實際上卻是殺人如麻的通緝犯,整個邪教本身就是個坑蒙拐騙的黑社會,這些特點很巧的都跟共產黨十分吻合。

唐浩強調,對海外的觀眾來說或許感受不到這個「邪教與共產黨的類比」,但是對於長年生活在共產中國的人民來說,或許就有人非常感同身受,所以很喜歡電影裡「反英雄」用以暴制暴的粗暴手段,來消滅長期欺騙人民、迫害人民的邪惡體制。這部電影等於是訴說他們的心聲和心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