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ading...
非政府組織「同等公平工資」（One Fair Wage）組織主席賈亞拉曼（Saru Jayaraman）以生活成本危機為由，為提高最低工資辯護。她告訴《華盛頓郵報》：「我們將…要求我們真正需要的，那就是足以維持生計的工資，一個能夠應付生活成本的最低工資。」
雖然這種想法過於簡單，但我能理解其中的道理。作為自由撰稿人，我離「百里挑一」（1%）的社會精英階層還差得很遠。與此同時，一些名人、運動員和公司高層主管每小時的收入卻超過5萬美元。
金錢並非萬能，但它確實很重要。而財富與貧困（或者就我而言，是與謙遜）之間的差距，幾十年來一直在擴大。科技為各行各業的佼佼者創造前所未有的環境，讓他們能夠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利用成功。即便如此，每當我聽到提高最低工資的計畫時，我的人生經歷和經濟學知識都會讓我警覺起來。
2018年，一場健康危機讓我幾乎無法工作。我不得不慢慢恢復工作狀態。這其中包括在一家百貨公司兼差。我的工作是坐在監控室裡查看安全攝影機，同時與保全團隊和商店員工溝通，報告處理盜竊或可疑活動。
我原本打算只待幾個月，結果待了將近三年。這份工作有個很大的額外好處。大部分時間，我只需要用眼睛看。我可以自由構思寫作計畫、聽播客或者練習西班牙語，同時還能賺到大約每小時13.5美元的工資。如果當時有人提議把最低工資提高到每小時25美元，我肯定會斷然拒絕，因為我覺得這會威脅到我的職位。
老闆的取捨
經營一家企業就像萬花筒一樣，充滿各種財務決策和權衡取捨。老闆的目標是盈利，也就是他們的工資標準。他們僱用那些能為公司帶來利潤、但又不會讓他們虧本的員工來實現這一點。具體來說，我被僱來看監控攝影機，是因為我的工作能為商店帶來遠超每小時13.5美元的利潤（主要是防止盜竊）。
經濟學家稱之為「邊際勞動產出價值」（value of the marginal product of labor）。坐在監控室裡，我有時會想，我的邊際勞動產出價值和我的工資相比如何。這很難說。但如果連鎖店認為監控員不值得僱用，他們完全可以把監控室空著，只在需要的時候讓經理進來監控店內活動或下載錄影供警方使用。很多商店都是這麼做的。
如果最低時薪是25美元，我的工作還能保住嗎？對此我非常懷疑。除非商店商品漲價（這可能會趕走顧客），否則我認為看螢幕的邊際勞動產出價值根本無法支撐這麼高的工資。
但有人可能會說，這只是這份工作的特殊之處，商店可以沒有看監視畫面的人；但其他一些低薪工作卻是至關重要的，比如清潔工，商店必須有他們才能生存。
這話沒錯，但僅限於狹義層面。商店並非必須有他們才能生存。作為自由市場的一部分，當勞動力成本上升時，它們可能縮減規模甚至倒閉，要麼敗給線上零售商，要麼被採用省力技術的實體店鋪取代，比如配備機器人地毯清潔器的商店。
進步主義人士認為，這類企業過於吝嗇，不願支付員工應得的工資。但更普遍的現實卻是，企業為了在競爭激烈的環境中有效率營運，必須同時爭奪員工和顧客。一些低層職位確實不值得支付高薪。然而，人們選擇這類工作的原因有很多。就我而言，是出於健康原因。對其他人來說，他們可能希望藉此在職場站穩腳跟，以便日後晉升。
其他政策的可能性
與此同時，我們仍然可以透過一些政策選項來解決日益擴大的收入差距問題，這些選項應該充分利用而非扭曲自由市場已被證明的強大力量。
從長遠來看，我們的教育體系應該更好的教導年輕人資本主義經濟的運作方式，及它透過創業等活動為他們提供的種種人生機遇。
短期來看，擴大工資補貼比最低工資更可取。它能讓低收入工人獲得更高的收入，同時又不影響任何人的就業。補貼可以透過諸如「勞動所得稅抵免」之類的名目直接發放給雇員，也可以透過僱用抵免政策發放給雇主。就連自由市場擁護者傅利曼（Milton Friedman）也提倡這種做法，他創造了「負所得稅」（negative income tax）一詞，並將其視為緩解貧困的手段。
廉價的「道德符號」
那麼，既然有明顯更好的工具，為什麼還要如此關注最低工資呢？原因之一就是，它是一種廉價而簡單的「道德符號」（virtue signal，或譯「美德炫耀」）。從政治角度看，最低工資政策頗具吸引力。但正如生活中許多事物一樣，其表面簡單實則暗藏玄機。
在表面之下，隱藏著錯綜複雜的隱性成本和連鎖反應，這些代價往往由最意想不到的人群承擔，甚至包括那些本應受益的群體。（小標為編輯所加。信宇編譯）
——作者麥當勞（Paul McDonnold）是自由撰稿人，著有關於經濟恐怖主義的小說《自我盈餘經濟學》（The Economics of Ego Surplus, 2010）等著作。
原文「The High Minimum Wage Blues」刊自「美國經濟研究所」（AIER）網站，《大紀元時報》轉載。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