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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並不是現代才出現的困境。兩千年前的耶穌，就是最早，也最具象徵性的例子之一。他沒有號召暴力，也未挑戰羅馬帝國的軍事統治；他所做的，只是不斷揭穿權力與信仰的偽善，指出宗教精英如何將律法變成壓迫工具，並堅持「真理會使人得自由」。結果不是理性辯論，而是被貼上「危險人物」的標籤，被政治與宗教權力聯手清除。說真話的代價，在那個時代，是十字架。
在中國歷史中，這樣的命運同樣反覆上演。蘇東坡並非反叛者，而是忠於國家、拒絕配合派系語言的士大夫。他因政見與文字多次觸怒當權者，一再被貶，晚年更被貶至偏遠的海南島。他的「罪過」不是顛覆政權，而是不肯把現實說成權力想聽的樣子。歷史最後留下的，是「烏臺詩案」與《定風波》等作品，而不是貶謫他的奏章。
進入現代，制度與科技改變了，但權力對真話的恐懼並未消失。蘇聯作家索忍尼辛以《古拉格群島》揭露勞改營體系的真相，直接戳破政權精心建構的道德神話。他得到的回應不是反駁，而是監控、迫害，最終被強制驅逐出境。諷刺的是，世界以諾貝爾文學獎肯定他，他的祖國卻選擇將他放逐。
蘇聯作家索忍尼辛以《古拉格群島》揭露勞改營真相，得到諾貝爾獎肯定，卻被蘇聯驅逐出境。（-/AFP via Getty Images）在當代，說真話不再以流放為代價，卻改以長期囚禁為代價。香港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長期以媒體與文字捍衛新聞自由與法治價值。隨著《港區國安法》實施，他因言論、評論與國際接觸，而被起訴、羈押至今。這場審判的核心，並非具體行為造成何種實質危害，而是政權是否容許「未經批准的真話」繼續存在。當一個城市開始以國安之名審判言論本身，說真話就成了一種罪。
即使在民主國家，說真話也不一定安全。民主制度提供了較大的言論空間，卻無法保證真相一定受歡迎。當政黨競爭、派系動員與意識形態敘事成為主旋律，那些不利選舉、不符主流、讓人不舒服的聲音，往往被要求「顧全大局」，被冷處理，甚至被道德化的排除。形式不同，但排斥真話的機制依然存在。
圖為2025年3月5日，天安門廣場上的旗子。（Pedro Pardo/AFP via Getty Images）歷史反覆證明一個殘酷的規律：真理總是走得很慢，謊言卻跑得很快。真理要求人們思考、承擔與改變；謊言則迎合恐懼與惰性，提供簡單答案，於是像詐騙一樣，在不同時代不斷得手。
然而，文明沒有因此崩潰，因為總是有人拒絕沉默。從耶穌、蘇東坡，到索忍尼辛與黎智英，他們共同證明了一件事：說真話的人，也許會輸掉當下，但未必會輸掉歷史。
藝術家的責任，不是成為掌聲的收割者，而是在社會選擇視而不見時，提醒人們：真實仍然存在，真相仍值得被等待、被保護。而身為觀眾與公民，我們終究要做出選擇——是站在讓人安心的謊言那一邊，還是站在一開始不討喜、卻終將留下來的真話那一邊。◇
丹麥畫家卡爾・布洛赫1877年作品《登山寶訓》。耶穌揭穿權力與信仰的偽善代價是釘上十字架。（公共領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