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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羅馬昔日的輝煌，部分依賴於對家庭的重視。羅馬經典詩作《埃涅阿斯紀》（Aeneid）中推崇的「家庭美德」，核心正是「虔敬」（pietas）。這一概念涵蓋對家族（尤其是父母）、神明與國家深深的忠誠。早期的古羅馬人珍視婚姻、恪守貞節、崇尚榮譽，鄙棄放縱私慾。他們取得的成就，至少要部分歸功於這些美德。
羅馬的衰落，恰與背棄這些價值觀同步發生。正如法國歷史學家熱羅姆‧卡爾科皮諾（Jérôme Carcopino）在《古羅馬日常生活》（Daily Life in Ancient Rome）中所述，羅馬共和時期，離婚極為罕見，到了帝國晚期卻屢見不鮮。離婚風潮動搖了羅馬家庭的根基，撕裂了社會結構。
卡爾科皮諾寫道：「無論在城邦還是宮廷，羅馬那些短暫存在的家庭不斷瓦解，或者更精確的說，它們持續解體、重組、再解體，直至衰老與死亡將其吞噬。」
羅馬詩人馬提亞爾（Martial，全名Marcus Valerius Martialis）指出，離婚與再婚如此頻繁，婚姻幾乎形同虛設，實質上淪為通姦或賣淫的合法形式。分居的藉口更是牽強至極：「他太老了」、「她長皺紋了」、「他生病了」、「她忘了在公共場合戴面紗」等。
喬瓦尼‧ 保羅‧ 帕尼尼《羅馬隨想曲：鬥獸場及其他古蹟》（1735 年），印第安納波利斯藝術博物館藏。（公共領域）婚姻觀念的轉變
正因婚姻意義微薄，許多人轉而選擇姘居。西元101至300年間，單身漢比已婚父親更受推崇。歷史學家克里斯托弗‧道森（Christopher Dawson）寫道：
「無論在希臘城邦還是羅馬帝國，社會環境都偏愛無家室的男性，他們可以全心投入公共生活的義務與享樂。晚婚與小家庭成為常態，男性透過同性戀或與奴隸、妓女發生關係來滿足性慾。」
逃避責任的並非只有男性。卡爾科皮諾指出，許多羅馬女性僅因害怕容顏衰老而迴避生育。而結為連理的夫妻即便生育，生的孩子通常也寥寥無幾。
卡爾科皮諾寫道：「無論是出於自願節育，還是由於經濟拮据，西元1世紀末至2世紀初，很多羅馬婚姻都沒有子女。」
古羅馬的夫妻會使用避孕措施和墮胎手段。若這些都無效，他們會毫不猶豫的棄嬰於荒野，任其在風吹雨打中死去。
這一切的後果自然是低生育率與人口衰退。此種趨勢越加嚴峻，奧古斯都大帝（西元前63~14年）曾試圖透過激勵措施鼓勵生育，但為時已晚。
隨著人們紛紛選擇不生育，羅馬人口不可避免的開始萎縮。疾病與外族入侵加速了這一進程。到西元501年左右，羅馬的人口已從正常的100萬銳減至僅剩3萬。
人口稀少釀大問題
長遠來看，人口崩潰預示著文明的災難。人口是文化最重要的資源，人口萎縮與老齡化可引發各種問題。對羅馬人而言，這意味著稅基縮小、參與經濟生產的人數減少，以及飽受戰火蹂躪的羅馬軍隊兵源枯竭。
道森認為，羅馬整體衰落，很大程度上歸因於低生育率與婚姻的崩解：
「正如波利比烏斯（Polybius，希臘化時代的政治家和史學家）在西元前2世紀所指出的，這種對婚姻的嫌惡，以及透過棄嬰和墮胎刻意限制家庭規模的舉措，無疑是古希臘衰落的主要原因。」
他寫道，「同樣的因素在（羅馬）帝國社會中同樣具有強大影響力——即使在行省地區，公民階層也極其缺乏生育能力，其人口並非自然增長，而是透過不斷引入外來群體，尤其是奴隸階層。因此，古代世界在家庭與土地兩方面同時喪失根基，過早枯萎了。」
羅馬內在的脆弱始於家庭結構的衰弱，使之最終難以抵禦外族入侵。
這一切對我們有何啟示？
稍加省思便能發現，當今社會與古羅馬晚期的境況驚人相似。我們與羅馬人有許多共同的特質：強調婚外性解放、傾向晚婚、趨向於離婚、厭棄大家庭，以及傾向於避孕和墮胎。這一切都使我們同樣面臨人口崩潰的局面，而我們至今仍在努力應對其後果。
如果僅僅因為某些相似性，就斷言當代西方文明必將重蹈古羅馬覆轍，無疑會落入宿命論和錯誤的歷史觀。
然而，羅馬的歷史仍應成為警世之鑑：我們急需重新領悟羅馬人和今人共同遺忘的真理——這刻不容緩——
社會的穩定與繁榮始於家庭的穩固與成功，家庭乃社會最基礎的單位。此外，當一個社會喪失對孩童的關愛、背棄對婚姻神聖性的認知，它某種意義上已走向自我毀滅。
若不加以轉變，其存續之日屈指可數。
道森寫道：「一夫一妻且不可解除的婚姻，始終是歐洲社會的根基，更塑造了我們整個文明的發展軌跡。」
我們若忽視這社會基石，必將自食其果。
原文「Crucial Lessons From Ancient Rome: The Corruption of Family and Society」刊載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