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ading...
250年前，也就是1776年3月9日，一位性格內向，常常沉浸在思考中、看起來對俗事有點心不在焉的蘇格蘭教授，拋出了一顆重磅炸彈，這本書一經出版便迅速成為暢銷書。史密斯的《國富論》（全名為《國家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研究》，1776年）以兩卷本巨著面世，堪稱經濟學的獨立宣言。
短短一代人的時間內，他就重塑了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基礎。如今，他被譽為現代經濟學之父。但是對於他的同時代人來說，他更像是一個令人不安的人物：一個激進分子。
史密斯傳達的訊息是什麼呢？他提出了自由放任經濟學的激進思想，認為政府應該允許個人自由決定在哪裡生活、從事什麼職業、設定什麼價格，以及與誰進行交易，政府干預應盡可能減少。
他的觀點正確嗎？還是說他的批評者——馬克思主義者、凱恩斯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也就是那些認為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本質上是不穩定的、不平等的和不公正的觀點更有道理？
史密斯的核心論點看似簡單，實則極具顛覆性。他認為，繁榮並非主要源於君王的法令、官僚機構的規劃或金銀的累積，而是源於數百萬個體在公平、公正和良性競爭的框架下，為追求自身發展而做出的分散決策。
在一個由君主制、行會特權、貿易限制和國家支持壟斷所主導的世界裡，這是一種革命性的理論。
"史密斯大膽提出，個人「追求自身利益」往往也會「促進社會利益」，彷彿受到一隻「看不見的手」的指引。"
這句話在《國富論》中僅出現過一次，但卻已成為其體系更廣泛洞見的象徵：秩序可以從自由中自發產生。市場協調人類活動，並非透過中央設計，而是透過價格、競爭和自願交換等。
無論在當時還是現在，許多批評家都認為這種設想既天真又危險。如果沒有細緻的監管，社會豈不是會陷入混亂？過去種種商業動盪的案例，難道不都是由於政府的強力干預才恢復秩序嗎？在十八世紀，各國政府經常以「千百種方式」介入，對貿易、生產、工資和殖民地商業進行監管干預。經濟生活完全取決於國家治理。
史密斯對此進行了一次思想上的澈底轉變。他認為，更大的自由，而非更嚴格的控管，才是穩定和財富更可靠的引擎——前提是這種自由須受到法治的約束。他寫道：「每個人，只要不違反正義的法則，就完全可以自由的以自己的方式追求自身利益。」自由並非無政府狀態，它受到競爭和法律平等的約束。
史密斯認為，以法治保障自由，比管控更能帶來穩定與財富。（123RF）史密斯的道德語言，在現代人聽來令人震撼。他寫道，阻止一個民族「充分利用他們自己生產的每一部分產品」，顯然是「對人類最神聖權利的侵犯」。在他看來，經濟自由不僅高效，而且公正。俄裔美國作家艾茵．蘭德（Ayn Rand，1905～1982年）在她的作品中，充分表現了這一點。
然而，史密斯並非盲目樂觀之人。他的「自然自由體系」並未承諾完美無缺。它無法終結商業欺詐、殘酷競爭、唯物主義和裙帶資本主義等。畢竟，他警告說：「同業之人縱使聚首歡宴消遣，其談話終究難免演變成針對公眾的陰謀，或是謀劃抬高價格的詭計。」但是最終，在健全的競爭和法治的雙重作用下，這種種欲望將會在受約束的商業社會中得到抑制。事實上，他指出，正是對失去客戶的恐懼「抑制了欺詐行為，糾正了疏忽大意」。
他的預言十分大膽。按照史密斯的模式，各國將實現「惠及最底層民眾的普遍富裕」。這並非僅僅是精英階層的財富。史密斯預見到普通勞動者的工資將會上漲，機會將會擴大，物質生活水平將會提高。
"他指出：「要使一個國家從最原始的野蠻狀態發展到最富裕的狀態，幾乎只需要和平的環境、寬鬆的稅收和尚可接受的司法制度等。」"
隨後的歷史進程令人歎為觀止。《國富論》出版後的幾十年內，工業革命改變了英國，並進而改變了西方世界的大部分地區。在接下來的兩個世紀裡，全球人均收入成倍增長，預期壽命大幅提高，嬰兒死亡率驟降。曾經幾乎是全人類共同命運的，僅能維持溫飽的生活狀態，開始逐漸退場。
兩千年來世界人均GDP演變示意圖。1776年亞當‧斯密的著作《國富論》問世後世界經濟有了飛躍式發展。數據來源：英國經濟學家麥迪森（Angus Maddison，1926~2010）建立的《世界人口、國內生產總值和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統計數據（西元1~2008年）》資料；繪製：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IMF/資料檔）這僅僅是巧合嗎？還是史密斯發現了能夠釋放持續增長潛力的機制？
20世紀後期，學者們試圖用實證方法檢驗這個問題。1980年代中期，以邁克爾．沃克（Michael Walker）為首的加拿大弗雷澤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經濟學家，開始構建一個實證指數，用以衡量各國經濟模式與史密斯模型的接近程度。在米爾頓和羅斯．傅利曼（Milton and Rose Friedman）伉儷等美國經濟學家的參與下，他們確定了經濟自由的關鍵要素：有限的政府監管、安全的財產權、健全的貨幣、國際貿易自由，以及對信貸、勞動力和商業的寬鬆監管等。首份〈世界經濟自由度報告〉於1996年發布，此後每年更新。總部位於華盛頓特區的美國傳統基金會也發布類似的指數報告。
研究結果令人矚目。經濟自由度指標得分較高的國家，其人均收入、預期壽命和環境績效等也往往更高。雖然相關性並不等同於因果關係，但這種模式跨越數十年和各大洲，始終穩健存在。1989年柏林牆倒塌和蘇聯解體後，許多國家實行了貿易自由化、國有企業私有化、貨幣穩定化和產權保護強化等。全球貧困人口也以有史以來最快的速度下降。
全球經濟自由度與人均收入對比示意圖。縱向為人均GDP（單位：美元），橫向為世界經濟自由度（EFW）指數，分為四個層級，從最不自由到最自由。（數據來源：〈世界經濟自由度：2018年年度報告〉／大紀元製圖）"無論資本主義存在何種缺陷，它在創造財富方面，都比中央計畫經濟有效得多。而曾被吹捧為社會未來發展方向的蘇聯模式，如今已基本被摒棄。"
長期以來，計畫經濟無法創造的商品數量、品質和多樣性等方面，市場卻成功的做到了。
然而，經濟自由度的發展軌跡並非一帆風順。進入21世紀後，一些發達民主國家的經濟自由度指標停滯不前，甚至有所下降。監管力度的加強、公共債務的攀升、貿易限制的增加，以及對產業政策的重新重視，都反映出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在某種程度上正在回歸。市場自由主義的批評者認為，不平等、金融危機和環境惡化等問題，需要政府發揮更強的干預作用。
這場爭論遠未結束。史密斯本人並非意識形態狂熱分子。他認識到公共產品、基礎設施、教育和某些監管措施的必要性。他警告商界人士不要串通，並承認市場可能被權力和特權扭曲。他反對的並非政府本身，而是以中央集權式的指導取代自願交換的政府。
如今，250年過去了，史密斯提出的核心問題仍然緊迫：到底是在個人、在法治下享有經濟自由情況下，社會更有可能繁榮發展；還是在當局試圖自上而下操縱結果的情況下，社會更有可能繁榮發展？
"史密斯的回答一如既往的冷靜而充滿希望。
他寫道：「每個人為改善自身境況而進行的持續不斷努力」，足以推動進步，「即便政府揮霍無度，行政管理出現重大失誤」。"
史密斯的自由經濟思想經久不衰，歷久彌新！
作者簡介：
馬克．斯考森（Mark Skousen）現任加州查普曼大學（Chapman University）多提-斯波利自由企業講座教授。他著有《現代經濟學的形成》（The Making of Modern Economics，勞特利奇出版社，第四版，2022年）及其他多部著作。他也是自由思想盛會「自由節」（FreedomFest）的製作人。
原文：It All Started With Adam 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