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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在這個時刻，從萬仁導演的手裡拿到這個獎，心中還蠻激動的。」她說。這份激動不只是來自得獎的肯定，更來自她長年投入紀錄片創作的感觸。
第6屆「傑出影視聽工作者聯合頒獎典禮」於3月27日舉行，楊士琪紀念獎頒給蕭菊貞，由當年拍攝《蘋果的滋味》的萬仁擔任頒獎人，格外具備象徵意義。萬仁回憶道：「楊士琪記者當年寫了一般人不敢報導的新聞，在那個時代是很不容易的。」那篇報導讓《兒子的大玩偶》免於被刪改，也讓台灣新電影得以喘息。
楊士琪曾任報社影劇記者，在戒嚴時期關注電影審查議題，透過報導揭露審查爭議，為電影創作者爭取發聲空間，被視為推動台灣新電影的重要關鍵人物之一。她辭世時年僅33歲，但留下的影響，至今仍在影視圈延續。
而站在台上的蕭菊貞，其實早在2002年拍攝《白鴿計畫——台灣新電影二十年》時，就已經記錄過這段歷史。「當年有楊士琪記者及這群年輕憤青導演們，他們爭取創作到的自由是多麼珍貴。」她說。
24年後，她不只是記錄者，也成為這段歷史的一部分。
紀錄片不是娛樂 而是一種「文化書寫」
頒獎之後，蕭菊貞接受《大紀元時報》的專訪，對於紀錄片的定義，她說，「在電影的各種形式中，紀錄片是最具文化意義的。在商業劇情片中，我們追求票房。在藝術電影中，我們追求導演的創作形式。在紀錄片中，我們追求社會文化意義。」
紀錄片導演蕭菊貞。（記者戴德蔓／攝影）這樣的答案，沒有華麗包裝，卻精準的指出她創作三十年的核心。對她而言，紀錄片不是娛樂，而是一種「文化書寫」。「一個國家需要有自己的文化歷史的梳理，需要有自己的歷史脈絡。我覺得在現在這個影像年代、數位年代裡，紀錄片可以扮演非常好的文化書寫的角色。」這也是她拍《造山者》的原因。
她形容，紀錄片創作就像是一門工藝。前期發掘題材，就像在歷史的塵埃中「挖礦」，那些動人的故事往往埋在不被注意的角落，需要耐心與判斷，一點一點挖掘出來。「你要怎麼挖出這些珍貴的礦石，是很難的事情。」
但挖出來之後，真正的創作才開始。「你挖到礦之後，要想怎麼把它變成一條項鍊，或是一個可以傳世的作品。」她說，素材本身再珍貴，如果沒有一條清楚的核心線去串連，就無法成形。
她進一步比喻，就像一顆顆珍珠，如果缺少中間那條線，「它就是散在那裡一顆一顆。」唯有找到敘事的關鍵與結構，才能讓這些片段被組織起來，成為一件完整而動人的作品。
「如果找到一個觀點，找到一個敘事的串連，它就可以成為一條很美的珍珠項鍊。」她說，觀眾看到的，是最終的成品，但背後其實是一連串選擇與取捨。在她眼中，說故事從來不是拼貼素材，而是一種轉化與重組。「你這樣子去想，就會發現說故事是一件很有創意，而且非常有價值的事情。」
拍的不只是成功 而是「憂患中的勇氣」
《造山者──世紀的賭注》講的是台灣半導體的崛起。她強調，自己並不是在拍典型的成功故事，而是「逆境中的勇氣」。她看到的，是一群在資源匱乏年代、仍選擇冒險的人。「我們都知道結果，但不知道我們怎麼走到今天。」她不追逐結果，而是回頭挖掘過程——那些即將被遺忘的情感、選擇與掙扎。
紀錄片的路，從來不輕鬆。「一部片都拍四年、五年，那在四年、五年的時候，你就是一個很孤獨漫長的過程。」她坦言，過程中不只一次問自己：「為什麼我要這麼累？」
支撐她走下去的，不是市場，而是觀眾的回應。有在美國史丹佛念書的台灣學生告訴她：「謝謝導演，你讓我找到我來自台灣的DNA。」也有高中生看完說：「我現在也好想為台灣做點事喔！」甚至竹科工程師對她說：「謝謝你讓我找到我努力的價值跟方向。」她說：「這就是文化的力量。」
我們見證當下 也為台灣留下資產
回顧她的創作軌跡，從紅葉少棒、老兵、鐵道，到農民與半導體工程師，她拍的不是單一題材，而是一整條台灣的歷史側面。「我們見證了當下，我們創造了故事，但我們也要為台灣留下文化跟歷史。」她說，「未來每一部紀錄片都是台灣的文化資產。」這句話，不是誇張，而是一種責任感。
談到台灣如何被世界看見，蕭菊貞把時間拉回五十年前。她說，「那個時候是一個很風雨飄搖的年代。」台灣退出聯合國，國際社會接連斷交，在國際舞台上幾乎失去位置。她回憶，這樣的歷史經驗，也成為她在拍攝《造山者》時反覆思考的起點——台灣並不是一開始就站在世界中心，而是在困境中，一步一步走出來。
對照今日，她看到的是一種截然不同的轉變。「現在在全世界，你講到台灣，大家會講TSMC（台積電），或者想到台灣在文化藝術上的表現。」從半導體到影像創作，從產業實力到文化能量，台灣逐漸在全球建立自己的辨識度。
她認為，這不是單一產業的成功，而是長時間在各個領域累積的結果。「這五十年來，台灣人是非常、非常努力的在各個領域，想要在世界上站穩腳步，我覺得這種精神是很動人的。」
她提到，《造山者》在海外巡迴放映時，常有觀眾在映後分享觀影感受。有觀眾對她說，「終於知道你們這麼小的島，為什麼可以這麼強大。」也有人說，第一次理解支撐台灣的不只是科技，而是背後那種共同的信念與精神。
這樣的回饋，讓她更加確信紀錄片的價值。「大家看到成果會覺得理所當然，可是你只有看到過程的努力，你才會知道了不起。」她說，紀錄片的工作，就是把那些被忽略的過程重新呈現，讓人看見結果背後的選擇、掙扎與堅持。
然而，相較於國際的肯定，她更在意的是台灣內部的變化。面對當前社會氛圍與年輕世代的心態，她坦言最在意的，是一種逐漸出現的冷感。「我覺得憂患意識很重要，在憂患意識的過程中你會努力，你會展現韌性，你會更加勤奮努力。」她說：「最怕就是冷感、無感。」
在她看來，台灣並沒有條件鬆懈。這座島嶼的發展，始終是在壓力與挑戰中前行。「我們沒有這個條件冷感、無感，我們必須為了我們的存在，為了讓大家有一個安定的生活，是需要打拚的。」
她所說的，不只是產業競爭或國際局勢，而是一種更深層的精神狀態——是否仍記得來時的路，是否仍願意為未來繼續努力。也正因如此，她選擇用影像記錄這一切。不是為了歌頌成果，而是為了留下過程。
期盼更多年輕創作者 把鏡頭對準公共議題
訪談尾聲，蕭菊貞把話題拉回創作本身，「我覺得台灣太精采，台灣的故事非常的多。」她說，這座島嶼在歷史、政治、文化與社會層面交織出的複雜性，本身就是取之不盡的創作來源。
而此刻，更是一個關鍵時刻。她期盼，有更多年輕創作者願意把鏡頭對準公共議題。「我希望更多的一些影像工作者或文化工作者，可以多關注一些公共議題。」
在她看來，紀錄片不只是作品，而是一種時間的交付。「能夠為此刻當下留下好的紀錄和作品，這也是給未來50年或下一代、下下一代很重要的禮物。」
她曾說，拍完《造山者》後，「我也覺得自己是造山者，即使是小沙粒，也是造山運動的一分子。」這句話，也像是在描述她自己。蕭菊貞並非電影科班出身，大學時期因選修課接觸影像創作，開始走上紀錄片之路，並在早期作品中拿下金穗獎肯定。此後三十多年，她一路拍下台灣的人與土地，或許不是最耀眼的導演，卻始終在做同一件事——把台灣，一點一點留下來。
「能夠在這個時候堅持，然後釀出一部好作品，我自己覺得是非常非常重要。」在這個快速遺忘的時代，蕭菊貞選擇慢慢記錄，也許正因為如此，台灣才不會被遺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