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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許多觀眾而言，萬仁或許不是最常出現在鎂光燈下的名字，但他所參與的，正是1980年代台灣新電影的關鍵時刻。從《兒子的大玩偶》中的〈蘋果的滋味〉開始，到隨後的《油麻菜籽》及著名的「超級三部曲」，他的作品長年關注台灣社會與歷史，被視為台灣新電影的重要導演之一。
回顧台灣電影一路走來的變化，萬仁從「世代」談起。他接受《大紀元時報》採訪表示，「我們前一輩是李行、胡金銓、白景瑞那一代。」他說，到了他們這一代，雖然被外界冠以「新電影導演」之名，但在當時，並未意識到自己正在參與一場「運動」。
「那時候也不是說，我們先想要成立什麼新電影運動，只是後來有人幫你把它稱為新電影。」他笑說，那更像是一段被後來整理出來的「記憶」。
對於「新電影」這個名稱，他其實一直有些保留。「什麼新電影？那後面的電影要叫什麼？」他說，在他看來，每一個世代，都會有屬於自己的創作形式與語言，「應該每一代都有每一代年輕人的新創作。」
時代的轉變：從攝影棚到街頭
談到早期與現在最大的差異，萬仁回憶，那是一種拍攝方法與創作觀念的轉變。早期電影多在攝影棚內完成，「像李行、白景瑞他們那一代，都是在攝影棚裡搭景拍攝。」但到了新電影時期，創作者開始走上街頭，追求更貼近現實的影像語言。
「那時候開始比較寫實，有點像義大利新寫實主義，走到街道去拍。」他說，這樣的轉變，讓電影開始記錄當下的社會樣貌，「我們那時候出去拍台北市，其實某種程度上，也是在記錄那個時代。」他說，這樣的改變，不只是拍攝場景的不同，而是整個觀看世界的方式慢慢轉變。
作者論時代：攝影機就是筆
萬仁提到，他們那一代的創作，深受「作者論」影響。「攝影機就像是一枝筆，你怎麼用它去寫，是你自己的事情。」他說，那時候的電影，很強調導演的觀點與個人風格。這樣的背景，也和當時不少人出國學電影有關。「我們很多人是從國外念書回來，用的也是另外一套方法。」相較之下，他觀察現在的年輕導演，風格更自由，也更強調自我表達。
「現在的導演，比較會去表現自己，這也是一種優點。」他說，只是當年那種彼此之間的連結，已經比較少見。「我們那時候會互相探班，我記得我最常做的事就是去看別人拍戲。」他笑說，那是一種創作者之間的連結。
電影是一輩子的事
談到自己為何能持續創作數十年，萬仁回答：「其實全世界的電影人都一樣，一旦進入這個行業，就變成你一輩子的工作。」他回憶，自己原本在美國念政治，後來轉往洛杉磯接觸電影創作，從此走上這條路。「你進來之後，就離不開了。」
即使談到「退休」，他也只是輕描淡寫的說：「就算退休，你還是會很注意電影，還是電影人，這個感覺不會改變。」
新的故事總會在某個時刻出現
對於台灣電影的未來，萬仁觀察，藝術電影與商業電影之間，始終存在難以兼顧的張力。「有些電影在國際影展容易得獎，但在台灣市場不一定成功。」他說，能同時兼具藝術與商業的作品，始終是少數。
但他並不悲觀。「台灣電影會一直變。」他說，每一段時間，都可能出現新的創作力量，「什麼時候會出現新的電影，沒有人知道。」
訪談最後，談到對年輕電影人的期許，萬仁沒有給出太多鼓勵式的語言。他只是淡淡的說了一句，「電影人就是一旦做了，就一直是電影人。」走過台灣電影數十年的起伏，他說：「每一個時代，都會有自己的電影，而新的故事，也總會在某個時刻，再次出現。」◇
